日本史概说(应仁之乱为止)

前言

本内容主要出自日本坂本太郎的著作《日本史概说》，其中民族起源部分，参考了现在的DNA测序技术。

日本起源

风土

日本列岛，本州面积228,000平方公里，比英国大不列颠岛小300平方公里，世界岛屿中第七大岛，北海道面积约本州的三分之一，九州约为北海道的二分之一，四国约九州的一半。列岛总面积370,000平方公里，只有中国本土二十七分之一。

地壳变迁，日本列岛处于地球内部压力强大的火山地震带。古生代(距今542Ma-251Ma)(Ma地质年代单位，百万年)，末期造山运动使列岛大部分露出海面，中生代(250Ma-65Ma)虽有水陆变化，但大陆基本连在一块(日本朝鲜中国是连在一起的一块陆地)。新生代第三纪(65Ma-1.64Ma)时，地盘下沉日本大部沉海底，第四纪更新世地盘隆起。更新世末期海平面升起，出现朝鲜海峡和津轻海峡，列岛彼此分离。后来海水由陆续下降，在海岸形成平原。

地形，主要山系由沿列岛中心线走向，北弯和南弯以及与之平行的火山脉，本州岛中部山脉交集处富士火山山脉。主要分水岭也沿着列岛中心线走向，河流不长，落差很大。上游都是高山，受严重侵蚀，形成很深峡谷，冲刷的沙砾堆积中下游盆地和平原。行舟困难，且常有洪水灾患。日本耕地面积只占国土面积14%，缺少平原。内部陆路水路地形孤立，导致多次出现地方政权，但海岸线丰富曲折，海上交通比较便利。

气候，温带季风气候。但日本南北之间纬度差15°，且加上山脉原因，大致分为日本海一岸和太平洋一岸。冬季，季风主要西北风，从西伯利亚高气压吹响阿留申群岛低气压的气流，气流通过黄海日本海，带着大量水蒸气，登录日本北岸，碰到中央山脉，起云降雪，使日本东北多云寒冷，特别是北陆至奥羽西岸常年下雪，南日本受季风影响小，天气晴朗，温度不到零下。夏季，季风多为南风，风中带大量水蒸气，高温多湿适合水稻种植，特别使六七月梅雨。夏季南北温差小，北日本也能到28摄氏度左右，水稻种植区域可远及北海道北部。夏秋季有台风，从南洋袭来，侵袭日本，菲律宾，中国等地。对种植物不利，因此自古以来有许多宗教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在政治有重要地位。

洋流，日本暖流与千岛寒流相遇在北海道南岸，日本东北太平洋一岸处，成为渔场。日本暖流在日本和大陆之间航行起重大作用。

参考资料

日本地形详细可通过访问日本地理院的官方web地图查看(不用翻墙)：https://maps.gsi.go.jp/

民族

民族，分子人类学中日本有两支占民族主体的Y单倍群，O1b2主要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D1a2a仅主要分布在日本，其中阿伊努人75%都是D1a2a。大和民族也有32%。推测原住民可能是阿伊努人，后来O1b2一支由朝鲜半岛侵入。

补充：这一块调查的资料比较多，Y-dna单倍群，学过生物应该知道，只有男的才有Y染色体，现代技术可以对Y染色体测序，跟据Y染色的序列比对可以溯源，人类的Y最初由非洲的一位男性继承下来的，在繁衍的过程中，Y染色体发生不同程度的突变，每一次突变造成一个分支。

参考资料

语言

日语与南亚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都有关系。有人认为，起初绳文文化时代，用的是南亚语系，日语里有许多基本词汇跟南亚语系的发音相似。随着弥生文化传入，具有阿尔泰语法体系和母音调和的朝鲜南部语言传入。

无土器文化

无土器文化(比绳文更早，不确定是旧还是中石器时代，也叫前绳文文化在群马县新田郡，东京都板桥区，长野县诹访市，北海道寿都郡有石器发现但没有伴有土器。石器出土密布于关东，西部延伸到濑户内海沿岸地区，北海道也有发现。这一时代基本可以肯定，人已经使用了火。住在开阔台地上。

绳文文化

绳文文化(约BC14000-BC800)，新石器时代，有石器和土器出土，土器表面有条纹，绳文得以称呼。
绳文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六、七千年，延续了四、五千年。土器样式也在变化，捻线纹→刻板型纹→无纹→贝壳纹。捻线纹遍布日本全国，而刻板型纹只在九州到关东之间，东北地方没有。说明文化圈有出现差异。

贝塚是石器时代人吃完贝类丢弃贝壳的地方。日本各处海湾有很多贝塚，且贝塚相对今天有点远离海岸，多数在河谷丘陵上，推测可能是当时海平面还比较高，平原狭小，海水流入腹地。居住地大致两类，一是竖穴，往下挖几十厘米，上搭屋顶，早期方形，中期以后圆形到椭圆，宽度5-7米，中间设火炉。二是平地，铺石地，地面划圆，铺粘土夯实或铺石头。推测当时集落由早期几户逐渐扩大，沿海而居。
当时人类主要靠狩猎和捕鱼为生。主要工具石弓箭，石枪。贝塚里还发现家犬骨骼。

服装方面，中期以后出土的土偶好像有穿着衣服，推测是由动物的毛皮制成用来简单的遮掩。

埋葬方面，屈肢葬，由膝部把下肢弄弯，有些胸抱石块。关于这样埋葬有人说是恐惧亡灵，随葬品土偶数量很多，不少表现女性，同原始崇拜，母性崇拜有关。

弥生文化

弥生文化(公元前10世纪-公元后3世纪)

首先出现在北九州，由西向东传播一直到奥羽南部，为纪念明治十七年(1884)最早在东京本乡区向冈弥生町发现的土器，命名为弥生。

弥生文化开始就伴有铁器，不能将弥生看作由绳文直接发展而来。无疑是以某种形式受到外国文化影响发展来的。石器还是主要利器，少有有使用铁器和青铜器。它是一种长期闭锁环境中，突然受到外国文化而出现的异种文化混合物。

根据土器的样式将弥生时代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以北九州的福冈县远贺郡为中心传到畿内，以远贺川式土器为代表。中期，须玖式土器同样在北九州传到畿内和濑户内海周围，须玖式土器与中国朝鲜土器有许多相似之处。东日本的土器虽然也有受到西边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了绳文土器的传统。

金属器，各地均有铁器出土，青铜的却没有那么普遍。铁器好像从这文化阶段初期就有了，农具和武器也有铁制，木器也因为铁器工具而大量使用。青铜器的剑、矛、戈由中国传到朝鲜再传到北九州。铜铎，起源于中国战国时的编钟，铜铎是日本本地制作的，使用的原材料可能是舶来的铜制品回炉重做的，铜铎有大有小，小的用作乐器，大的用作祭祀。铜铎出土地点多为远离部落的小丘陵斜坡上，并不像舶来的铜利器那样随人下葬，明显是用来祭祀的。最初北九州的人接触到铜利器，是供实际用途的，后来有了铁器，就不用铜器了，铜器就用去熔化制作国产铜制品了。

铜镜，弥生时代的铜镜有两种，一个是汉镜，经朝鲜传入，在北九州作为随葬品出现。另一种是多钮细文镜，这种铜镜在中国没有类似品，而朝鲜有，可能是朝鲜传来的，当时日本没有那么高的制镜水平。汉镜的出土可以很好的确定了当时弥生时代所处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后，另外，由于王莽钱币和弥生土器同时出土，可以确定其年代在公元一世纪。那么可以猜出弥生时代的时间以公元一世纪为中心，前后延伸二到三个世纪。

农耕的开始，特别是水稻栽培开始，水稻原产地印度，广泛栽培在亚洲南部，但日本产的稻米形状一开始就跟亚洲南部的不同，并非南部谷粒的细长，而是略呈圆形。这一品种据说和分布于中国北部到朝鲜的相同。猜测水稻的种植和技术均由朝鲜传入北九州。除了水稻以外还栽培了麦、栗、豆、桃、甜瓜、瓠子等等，一些野生植物果实也被充作食物，如胡桃、橡子、榧子、栗子等。

绳文时代的渔猎在弥生时代仍在进行，鱼类，贝类以及鸟兽的肉还是重要食物。可以从铜铎表面的手持弓矢的猎人图、出土的石箭头、铜箭头、贝塚看出。从后期遗址看出，大量土坠子和大型石坠子，可知已经使用渔网进行大规模捕捞了。

住处。由于农耕的出现，集落已经从山丘上转移到了低平的地区。居住方式还是跟绳文差不多，竖穴和平地两种，登吕遗址由12户平地住处和两个高床仓库组成。福冈市的比惠遗址，有几户竖穴周围还设有壕沟和栅栏。

服饰方面，有纺织品出现。以构树、楮树、苎麻等纤维作为材料。用类似坐式纺车那样的原始织布机。随身装饰品有贝环，管玉、勾玉、小玉等。

埋葬制度也比绳文时代有了进步，把遗骸装进棺材埋葬。棺材有用大型土器做的瓮棺和石板围成的箱式棺材两种，都是以北九州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同样棺材在朝鲜也有发现。棺材大部分在部落附近的高地上成群发现，推测有部落共同墓地，墓群附近有堆土和围石，可能是用来标记的。最显著的是支石墓，地面上用几个小型基石支撑板状巨石。北九州发现许多这类墓。支石墓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盛行，这也说明北九州文化大部分来源于大陆。

墓葬的方式大体一样，除了偶尔发现一些铜制随葬品，可以推测社会贫富差距不算很大，但财权正在逐渐产生，支石墓的建造，经营水田也需要大量劳动力。推测可能已经出现统治阶级。

国家的形成(弥生-古坟期间)(三-七世纪)

日本最早的历史文献是《日本书纪》《古事记》，因为两书中的关于最早国家的建立不是神话就是传说。主要通过中国的文献来了解日本的建国史。

汉朝的倭

根据《汉书》记载。日本被称为倭。前汉时，倭分为百余国，定时与汉通交。汉王朝在汉武帝时(BC140-BC87)达到繁盛，在北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这四个郡，将中原文化传播到远东，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文化的发展产生划时代的影响。汉朝知道倭人的存在是通过乐浪郡进行的。到了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AD57)，倭奴国向后汉派遣使节，光武帝赐予印绶。《后汉书》中倭奴国是倭之奴之国。是百余个倭国中的一国，地点在现在的博多，古称傩县、那津等，可能是占据北九州大门的一个部落国家。1784年在博多湾志贺岛(福冈)发现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金印，从侧面反映了后汉书的记载，非常有可能是光武帝所赐的金印。AD57应该是倭国中一国与汉通交的确切年代了。此后汉安帝永初元年(AD107)倭国中一国有前往朝贡的记载，到了桓帝灵帝(AD147-AD188)，倭国大乱，断绝了与汉的通交。这时后汉也灭亡，三国开始；在朝鲜，四郡中已经撤废三郡，只剩乐浪一郡，乐浪南面设立了带方郡，乐浪和带方由公孙氏统治，这一时期历史由《后汉书》转到《三国志》的《魏志 东夷传》。

魏朝的倭

《东夷传》详细记载了魏时与魏通交的倭人国的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等事实。记载的中心内容时各倭人国中的盟主邪马台国的情况和国家的女王卑弥呼的动向。魏所知的倭人国仅限从带方郡到邪马台沿途的对马、壱岐、末卢(松浦)、伊都(怡土)、奴(傩)、不弥(宇美)和投马等七国。沿途以外还有二十一国，但没有详细记载。详细记载的七国除了投马以外都可以明确地在北九州找到。还记载了户数和官吏的称呼。尤其是伊都国，记载着它有世袭的王，隶属邪马台。伊都国内驻有邪马台女王任命的一个总督，总督监督上述七国的行政，掌管邪马台的外交事务。带方郡及魏的使节前往邪马台时，需要停留伊都国，通过总督把文书和赐物交给女王。在邪马台南面有狗奴国，由男王统治，不受邪马台管制。东面隔海还有其他的倭人国。这些大致就是《魏志》记载的各个倭人国的情况了。
邪马台一个联盟国家的建立，可能跟桓帝灵帝时倭国大乱有关。随着生产力和工具的水平提高，国家部落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日本也逐渐趋向统一。内乱由武力和神秘的女王卑弥呼的宗教权威所结束。因此国家部落没有合并而是通过联邦形式继续存在。卑弥呼的权威和武力还没有达到控制整个日本列岛的程度，上文所说的，在南面和东面还有许多不属于邪马台的国家部落。邪马台的位置可以猜出是在北九州。

邪马台和魏的外交关系

魏明帝景初三年(AD239)，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等出使带方郡。在郡使带领下来到魏都，魏明帝特下诏书，授予卑弥呼亲魏倭王的称号个金印紫绶，所赐礼物的贵重，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远超女王所贡献的。如此厚重的礼物推测可能是因为魏明帝想要邪马台来牵制高句丽。正始八年(AD247)，卑弥呼遣使到魏，申诉与狗奴国的战争情况，不久，卑弥呼死亡，立了一个男王，国中不服，又立卑弥呼的宗女-台与为王，国中才渐渐稳定。台与上台后立即派使与魏通交，关系持续到晋代。直到晋武帝泰始二年(266)为止。从此以后，中国史籍中暂时看不见倭的名字了，直到东晋晋安帝义熙九年(413)才出现倭的记载。其间的一百四十七年，可能同日本国内的国家统一运动和邪马台的灭亡有关。

统一国家的建立

AD266-AD413年间，以畿内的大和为中心进行国家统一运动。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只能根据有数的神话、传说和遗物、遗迹来加以推测。这一时期的下限最多是到AD413年，一个能够证实这一年代的时间材料就是高句丽的好太王碑文。好太王是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高句丽的国王，碑文记述了高句丽和倭十余年间在朝鲜半岛上的互相攻伐。战争始于辛卯年(AD391)，倭渡海侵入朝鲜半岛，击败百济、加罗、新罗，奴役人民。由此可知，在公元391年，倭人已经有了能够向半岛派出大军并取得胜利的国力。这绝不可能是北九州联盟能够做到的。只有全日本统一后的强大集权国家才能做到。这也是把413年的下限往上推的依据。在进一步设想，要取得391年的战果，需要一段长的准备时间，朝鲜半岛南部的任那，在这以前就已经作为日本的领土了，在攻朝鲜时作为前线基地。《日本书纪》记载丙寅年(366)到壬申年(372)七年间，百济和日本开始国交的经过，特别是己巳年(369)日本大规模出兵的事实。这又可以往上推到366年，可知在366年之前日本可能就已经完成统一。四世纪中期统一，后半期在朝鲜有自己的地盘。当时中国正值五胡乱华，高句丽于313年吞并了乐浪和带方，占领北朝鲜的广大领土。百济从290年到372年，统一了马韩五十多国而强大，新罗从286年到377年统一辰韩十二国。

日本统一的中心势力是畿内大和的部落国家。从日本神话看，日本神话大体由三个主要神话圈融合而成，一是高天原系(天孙民族系)神话圈，二是出云系(国津神系)，三是筑紫系(南方民族系)。其中高天原神话圈占最优越地位，明显地吸收了另外两个神话圈的特点并加以改造。神话圈的存在也说明了，神话圈所属的民族部落存在(畿内大和的高天原系，九州筑紫的筑紫系，中国地区出云的出云系)。最后畿内的大和统一了九州和出云。传说景行天皇和仲哀天皇巡幸九州的故事，把南九州的熊袭当作主要敌人。传说中提到熊袭的朝鲜依存，只要降服新罗，熊袭就会自然归顺的说法，还有巡幸时看到的许多女酋，可能暗示熊袭和邪马台有许多关系。

大和部落的由来和统一运动的开始

根据神话，天孙降临和神武天皇东征。大和朝廷的祖先时从高天原降临到九州日向的高千穗峰，在日向国定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神武天皇时，为了寻求东方美好世界，而移居到畿内的大和。在学术界，日向国是熊袭的住地，是反抗大和势力的根据地，而且是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因此有人说这是纯粹编造的故事，与史实无关。也有人说是巡幸九州时改编的故事。有一种新的观点说到日向可能不是指日向国而是指朝向太阳，是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大和部落可能只是一味的自西向东迁移，并定居在大和。从考古方面，畿内有大量的石器时代遗迹遗物，和众多金属文化的遗物，可见畿内文化发展程度高于其他地方。自然有人认为优秀部落国家萌芽于畿内，但考古学家也认为弥生文化发生于北九州，后来传播到东面。因此，可以推测有一个肩负着新文化并自西向东迁移的部族。有人主张邪马台东迁形成大和势力，但这似乎难以说通，东迁明显是在更早的年代，大和势力和邪马台是同时存在的。

天皇系谱推测

《日本书纪》从神武天皇起有了精确的纪年，天皇东征的时间是甲寅年(BC667)即位时间是辛酉年(BC660)。这些纪年是故意延长了的，不可靠。需要从外国史料来对比纠正纪年。在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卷里，有关朝鲜记载的正确纪年应是向下推干支两周120年，大体得出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的确切年代。另外仁德天皇的确切年代，也可从中国史籍的记载中确定为始于AD413，即在和中国断交了一百四十七年后(上文晋朝断交)又恢复的第一年，由此上溯神功皇后和应神天皇的时代，应在四世纪后半期到五世纪初。往前《日本书纪》《古事记》中所载的系谱，崇神、垂仁、景行几位天皇。崇神天皇的传说，有祭祀政治分离，派遣四道将军，创立税制，任那归附。崇神之前还有九代，只有第一代的神武天皇记载了不少但其余八代什么也没记载，形成了阙史时代。神武天皇也有一些事实可能映射崇神。怀疑统一日本的是否为神武天皇。天皇的称号是推古天皇时期(七世纪初)正式使用的，此前国家元首称为“君”“大君”后来称“皇尊”。天皇这个称号是为了强调日本元首在宗教方面的权威而加上去独特称号。

日本国号演变

日本国号古时称大和，外国所称的倭，则指的是九州一带的联邦国家，后来大和统一沿用倭的称谓。到了七世纪初叶，由于吸收了中国文化和为了国家体面，政府和知识分子觉得这称呼不太妥当，在与隋朝(581-618)通交时，给隋朝国书中用“日出处”和“东”来代表日本国。最后决定称为日本是在推古天皇的新政到大化改新时确定的。大化元年(645)，在给高句丽和百济的文书中，明确使用了日本这一称号。

古代日本的发展

日本约在四世纪中叶完成统一，不久，向朝鲜半岛出兵，与北朝鲜高句丽角逐。369年，应百济之请向朝鲜半岛出兵，征讨新罗，平定洛东江沿岸七国，西灭济州岛交付百济，于是百济王附庸日本，并向日本朝贡。391年，百济王背信弃义，占领了一部分日本在南朝鲜的领地。同年北朝鲜高句丽的好太王南下，与百济交战。396年和400年，高句丽采取攻势，但在404年，日本军与百济又深入到带方郡。日本由海路进军，沿半岛西岸北进。以上大致时四世纪后半到五世纪初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活动。

日本国外

到了五世纪，日本频繁向中国的南朝宋、齐、梁等国派遣使者，进行交流，可见朝鲜半岛统治愈加困难。在中国史籍可见，与南朝通交时提到的倭王有赞(仁德天皇)、珍(反正天皇)、济(允恭天皇)、兴(安康天皇)、武(雄略天皇)。这些天皇在421-502年间派遣使节次数十二次，使节的目的是请求授予爵号，“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主要是想通过中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正当性，想依仗中国权威来进行侵略帮助，然而自身的强大才是唯一的道理。百济对抗高句丽需要日本的援助，所以百济臣服，一旦势力失衡，局势也就动荡。任那各国也是有机会就独自行动。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时，是日本对朝鲜半岛统治最兴盛的时期，不久后，实力开始下降，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日本书纪》中记载典型例子就是，日本派出到朝鲜的官员应百济请求割让任那四县，居然因为百济的贿赂而同意。百济通过外交手段蚕食任那西边。新罗则拼接武力侵略任那东边。532年，日本占任那的根据地金官国(金海)投降新罗。虽然曾力促百济王和日本使臣商议复兴计划，但均无成效，后来百济在高句丽和新罗的夹击之下，于554年，百济王死于与新罗战争中，百济还没灭亡，但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任那也再无机会收复了，任那的失去也意味着日本在南朝鲜的霸权结束。

参考资料

日本国内

四世纪中叶到六世纪中叶，日本的对外形势如上文所述。在国内，天皇的权威有了显著的提高，从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的陵墓看出，尽管是当时普遍的前方后圆的古坟，但形式最为完备，规模宏大。应神天皇陵由两道壕沟，仁德天皇周围有三道壕沟前后长475米，后圆直径245米，高30米，形似大山。国家权力的产生，由部落首长，兼并周围小部落，最后拓展到全国。兼并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有以武力消灭国家首领然后分封皇族贵族，有藩属纳贡收税，大多数情况是各国首领以归属天皇的宗教权威形式服从其统治，这时部落国家内部体制不变，天皇让原领主安居原地，只负责纳贡和其他义务。全日本由直接和间接统治归天皇所管，间接分两种，一种是原领主，另一种是天皇委派身边亲信的新领主。和后来记载的谱代(同族家臣)、外样(外族家臣)区别一致。统一初期，国家机构为封建郡县并用，依靠各下层统治者的忠诚，来维持稳定。这时代划有国、县、村等名称，文献中，首长的称谓是国造、县主、稻置、村主。村是国与县的下级区划。国和县有没有上下属关系则不太清楚。大部分国造是天皇承认的外族首长。县是否为天皇直属也存疑，但屯仓和御县是天皇的直属领地。屯仓是生活资料的供给地。屯仓最初可能是国和县范围内或范围外新开垦地，又或者是接受捐献而建立的皇室领地，随着国造归顺天皇的精神日趋薄弱，屯仓在下层统治者领土周围，这时屯仓的政治意义也越来越大，屯仓管理叫屯仓首。

以国造代表的准封建势力，与皇室贵族代表的同族集团势力紧密结合上，统一国家的能力提高。但这种统治不久很快出现崩溃，国造的外族后代越来越叛逆，皇族的子孙们也背离同族集团。疯狂抢夺私有地和私有民，在各自领地内建立复杂的私有制统治关系。如筑紫国国造磐井的叛乱，使国造性质改变。国家机构动摇。臣、连、伴造纷纷设置部曲和田庄。这些不属于天皇控制的势力出现，导致了国家权力分裂。四世纪后半叶强大统一的日本，经过两世纪开始走下坡路，丧失了海外朝鲜领土，应该跟国内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

社会组织

这一时代是氏族制度，父系家长的家族之间，相同的居住地，共同举行宗教仪式，承认同一祖先，承袭氏名。但不意味着是血缘共同体。新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关系试图冲破这一同族集团体制，旧的同族集团却想保留这一体制。这一时代的氏族，是有着或相信同一父系祖先的全体家族聚集在一起形成的部落。是否拥有同一祖先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用同族意识结合在一起的事实。在姓氏制度中，以历代天皇为祖先的“皇别”的氏中，有臣、君、别等姓。以神代史上的神为祖先的“神别”的氏，则以连为姓。祖先为归化人的“蕃别”的氏，多姓“史”、“村主”等。其中臣、连是最高荣誉的姓，有这两个姓的氏族合称“臣连”，居贵族阶级的首位。大臣和大连代表中央贵族的最高意志，同时参与国政还有伴造和国造。“部”的制度有几种，有隶属各氏族的农民集团，有依靠某种技术提供服务的工人集团，还有半工半农的。这些一般称“伴”。也有称“部”，主要是工人集团称为部。后来全部称为部。伴造即是部的首长。伴造有两种，一种是拥有隶属民的所有权，这与国造非常相似，是一种封建领主。另一种是直接统辖隶属民，一般是政府的官员。

社会阶级

这个时代的社会阶级可分为贵族、平民、奴隶。皇族和臣、连、伴造、国造属于贵族，拥有很高的“姓”，担任中央和地方的官职，拥有大量私有地和私有民。平民的主体是部民，负有纳税义务。还有低等姓的平民，国造和皇室直辖地里的人民，没有编入部，没有规定的工作，可以自由从事，但仍然要纳税尽义务。平民阶级占国民人口的大部分。因为缺少奴隶来源途径，奴隶数量不多，奴隶群体没有大到可以左右生产的阶段。

文化的进步

从石器时代起，日本文化凭借着从大陆的不断传入而发展起来的。这个时代，由于在朝鲜确立了政治优势，大陆文化的传入更加活跃，传入形式有，朝鲜半岛国王的礼物，半岛来的归化人，往来朝鲜的日本知识分子等。
精神文化方面，汉字、汉籍以及儒教和佛教的传入决定了后来日本文化的性质。
物质文化方面，水利、灌溉、养蚕等农业技术，建筑、雕刻、织布、冶金、制陶等工艺技术和其制品，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

精神文化

一般认为汉字和汉籍的传入在应神天皇时期，其实不然，日本人民接触汉字可以追溯到邪马台国与魏通交时，收授的爵号和物品就有汉字。尽管人数很少，范围很窄，但可知道已经理解和使用了汉字。统一国家后，与中国南朝的通交也使用了汉字，雄略天皇(约418-479)致刘宋(南朝宋)的国书，是一篇四六骈体文。在日本国内，履中天皇(约400-405)时已在各地设置了国史，掌管记录的书纪官。熊本县玉名郡江田町出土大刀和歌山县伊都郡隅田八幡宫所藏古镜均有汉字铭文。大刀的铭文是音训并用，借助汉字来表现日本的思想，大刀的制造时间估计是反正天皇时(五世纪初)，这说明，在这时对汉字的使用已经不是单纯地机械地移植，而是自主性的应用。隅田八幡宫的镜也是音训并用地使用汉字。

汉籍的传入年代，由于没有史料，无法确定确切年代。据说迎神天皇时(三世纪初)百济进献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但这只能说明儒学是当时的主流。六世纪初，百济又给日本派来五经博士，并规定他们轮流常驻日本。由此可知，日本知识阶层对五经讲义的追求，以及儒教思想的渗透和汉籍的大量流入。六世纪中叶，百济又派来了易博士、历博士、医博士和采药师等等，说明除了儒学以外，其他专业知识也传到了日本。到六世纪末七世纪初，推古天皇时代，以这些传入的学问为基础的日本古代学术已经初步发展起来了。

佛教也是从百济传来的。佛教传来时间，据《日本书纪》记载是钦明天皇十三年(552)。但在研究中发现，里面写到的《最胜王经》是长安三年(703)才翻译的。因此佛教的传入时间有争议，加上《日本书纪》对这一时期的几位天皇(包括钦明)的记载都有所错误。佛教的传入最早还尚未明确，但可以知道在这一时间段，佛教已经陆续传来。

佛教刚传入时，还为此发生了斗争。《日本书纪》中，保守派物部氏和进步派苏我氏之间，围绕着是否崇佛进行了争斗。这是一种政治斗争而并非是因为佛教和本地的传统神道水火不容。早期的佛教信徒圣德太子和天武天皇也同时笃敬神祇，同时信奉两者并无矛盾。推测可能是一种借崇佛来进行的政治斗争，又或者是后世一些极端佛教徒报复神道的故意润色夸大所致。

传统民族宗教

神道是佛教传来以后，和它对立而产生的一种概念，古时并没有意识到神道是道或者是教。这种古老的民族宗教，可能跟在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一带流行至今的萨满教有着密切关系。日本的古老民族信仰和萨满教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推测日本民族的祖先把这种宗教和语言一同从大陆北方带到了日本，后来在日本特殊风土和民族性的影响下，独立地发展，形成了神道的基本特点。不洁和祓濯的思想和仪式，用鹿骨和龟壳进行占卜，建立神社以及崇敬氏神等，都是吸收新的外来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宗教现象。传统的民族宗教没有发达的教理也没有神格的限制，与其他不同的异种宗教也没有那么排斥，而是加以吸收和它们共存。无论儒教、佛教、还是基督教，它都能够接受，并允许它们独立发展。

物质文化

《日本书纪》《古事记》中记载从崇神天皇到仁德天皇(四世纪)时历代开凿池渠的史实，还有记载使用归化人开凿韩人池的传说，可见有大陆传来技术。农具除了木制以外，铁制逐渐普及，遗物中有唐犁，可见有从中国传入的物质。有关纺织的日语词汇“机”、“绫”等可能跟早期的秦汉归化人有关。《魏志》中记载，邪马台国已有养蚕、纺织等技术。统一国家建立后，更有直接从中国南方传入的优秀技术和制品。锻冶技术，据说由朝鲜锻工传入，名为“韩锻”，制鞍和制陶也是归化人传入的。各种工艺受到大陆影响，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古坟时代

考古学家把这个时代称作古坟时代，由三世纪后半叶到七世纪，期间又分为前中后期，跟日本的统一、兴盛、衰落的过程一致。

高塚式古坟是这一时代的中心，高塚式古坟就是在地面上堆起很高的土丘，里面放装有遗骸的棺与椁(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材)的坟墓。这种古坟首先在畿内突然出现，后来普遍到四方。根据堆土的形式，由圆坟、方坟，前方后圆坟，上圆下方分等。其中前方后圆是规模最大的，形状最美的，而且这种仅在日本国内独有，是日本高塚式古坟的代表。古坟外部设由土俑和石人石马。《日本书纪》中，土俑是用来代替殉葬者。其他动物的土俑不明确其代表意思。
棺材的材料有木、石、陶等其中石棺最多，形状有箱形、劈竹形、船形、房屋形等，其中箱形最多。

椁是在棺周围的堆石，一般称为石室，石室有竖穴式和横穴式。横穴式由大陆传来在古坟中后期盛行。石室设台、架、枕等，壁上有花纹和绘画。

随葬品一般是生前死者使用品居多，随身装饰品和武器甲胄马具等。其中数量最多为镜、剑、玉。

古坟内的镜是中国汉到三国、六朝时流行的样式，也有仿制镜。用白铜或青铜制作圆形镜，背面中央有一个纽，周围有各种花纹。

刀剑是铁制，没有翘曲的直刀。刀把头样式丰富，有大陆样式的环头形、圭头、方头等。环头形的最为普遍。还有日本独创的头锥形也十分流行。

玉类形状上可分，勾玉、管玉、圆玉、小玉、枣玉、六角玉等，最多最受重视的是勾玉。勾玉从石器时代起就已经有了。到了古坟时代，形状做工更加精美，勾玉是日本独自发展起来的。形状的由来不明确。

镜、剑、玉是权力的象征，传说中景行和仲哀天皇征九州时，当地的土豪把这三样挂在庙里的树上恳请归服天皇。

随葬品中还有耳饰等金属工艺品，说明当时上流社会已经流行奢侈品。

参考资料

仁德天皇前方后圆式古坟

汉代规矩镜

飞鸟时代(七-八世纪)

由于臣、连、伴造的竞相攫取私地私民，以及国造的叛离，导致国家体制开始废弛，天皇的权威式微。皇族间还因为皇位问题而内讧。六世纪初，武烈天皇之后，皇族中没有适当人选可以继承皇位。大连大伴金村与贵族们商量后，从越前国迎立应神天皇的五世孙-继体天皇(五世纪中叶)，可见皇室在人事方面衰微。在继体天皇和其后的钦明天皇时代，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失利已经无可挽回。据说，任那屯仓丢失后的钦明天皇，对他的太子留下复兴任那的遗诏。后来的几代天皇也为此煞费苦心，但国力不足也无可奈何。

贵族之间的争夺私民私地，其中还有大臣苏我氏和大连物部氏之间的斗争，牵涉到皇族和其他贵族，造成上层社会的内乱。最终，苏我氏获胜，大臣苏我马子的力量得到了加强，甚至发展到弑杀当时的崇峻天皇(六世纪后期)。虽然天皇被欺负到家了，但天皇的传统权威还没有被推翻。崇峻天皇的异母妹妹推古天皇即位，选了-用明天皇-的皇子圣德太子担任摄政，天皇制国家体制依旧运作。天皇和皇太子的选定，这一选定为国家的革新和国力的复兴打开了道路。也是飞鸟时代的开端(约592-710)。

文化的发展

推动飞鸟时期的国政和文化的中心人物是圣德太子。圣德太子笃信佛教，著有《三经义疏》，对《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三部经典加以注释。注释参考了大陆学僧的注解，也加进了新的个人见解。《三经义疏》后来传回唐朝，唐朝法云寺僧明空对其中的《胜鬘经义疏》又加以注释，写成《私钞》六卷。说明圣德太子的佛学造诣十分之高。

太子思想还有另一支柱，就是儒教。关于儒学，虽然没有像佛学那样讲解著述，但改革的中心内容–宪法十七条，是太子亲自制定的。据学者研究，宪法的文章许多出自汉籍，包括四书五经、《韩非子》、《庄子》、《史记》、《墨子》等等。

参考资料

改革的具体内容

主要归纳为弘扬佛教、制定冠位、颁发宪法、对隋通交、编修国史，这五件。

弘扬佛教

在推古天皇即位之初(六世纪中叶)下诏宣布弘扬佛教和宪法的第二条规定，要求一般国民虔诚敬佛。佛教传到日本，是钦明天皇时代(六世纪初)，当时信仰的人仅限于一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普及。国家把弘扬佛教作为政纲之一，企图让佛陀普救众生的思想遍及到国民中去，以缓和现实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时也提高国家文化水平。圣德太子的嫡子山背大兄王将太子的遗训“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终生信条。当山背大兄王卷入政治斗争中，被苏我入鹿的军队包围时，选择了自杀来牺牲自己，不忍连累民众。这也是因弘扬佛教，人民思想转变的一个侧面体现。

制定冠位

制定冠位，把群臣的官职重新规定为十二等，授以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等职称，分别授予紫、青、赤、黄、白、黑颜色的冠以作标识。授位标准不再根据门阀家世，而是根据个人才能、功勋。只限一代，不能世袭，可以依次晋升。从此打破了门阀，拔擢人才的新政治理念，也整顿了组织明确了制度。

颁发宪法

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宪法这个名词在这时首次使用，一直沿用到今天。严格来说，宪法与现代法学中的“宪法”含义是不同的。十七条宪法中道德教训成分居多，缺少制裁条款。但也有人认为法律和道德教育密不可分。十七条宪法的理念是：国家的永久性、国家的统一性和国家的伦理性。构成国家的人的因素分为君、臣、民三个阶级，明确了各自的义务和权力。清算过去那种没有自觉的国家观念，而追求远大国家理想，是在政治、文化上一个进步。宪法的颁布不仅医治了当时社会混乱和政治贫困，还规定了国家运作的具体框架，使国家发展有据可循。

对隋通交

581年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建立了统一政权。从雄略天皇向中国南朝遣使以来到隋朝建立这段时间里，没有派遣过使者，直到隋朝建立才恢复外交。这次建交是为了积极吸取新文化，并显示整顿后日本的国力。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向隋朝派遣了使节。十六年随同使节回日本，隋使裴世清来日，紧接着同年又遣使入隋。在使节所携的国书中，首次写“日初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第二次则用“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等字样，对中国进行外交上大胆的挑战。然而隋朝却没有对此作出多大反应，隋朝遣使来日，还允许派遣留学生。这固然是由于圣德太子在外交上，利用了当时隋朝在处理高句丽问题时的弱点，这只是一种趁人之危的精神胜利(这句话是个人立场评价)。

编修国史

《日本书纪》中记载了，在推古天皇二十八年(620)，收集记录了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一百八十部并公民等的本纪。除了天皇记以为，作为记录国史来说，名字过于烦杂，没有经过整理推敲，可能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书。从写的内容来推测，首先是天皇，其次是国，往下是臣连到公民。这与日本国家观念和国家组织次序是一致的。这部书不是日本最早的史书，比它更早的有六世纪初继体天皇时笔录的《帝纪》和《旧辞》，书中记录了上古的传说，初步有了史书的形式。不过内容也仅仅罗列了皇室系谱和古代传说而已。飞鸟时代的知识分子深感编纂正规史书的必要。他们根据当时中国流行的谶(chen)纬说，编成了上古年代的框架，依照谶纬说，在辛酉年和甲子年往往发生革命，还规定六甲(60年)为一元，二十一元为一蔀等远离推算，推古天皇九年(601)是辛酉年，由这一年往上推算，一蔀，即1260年以前的辛酉年，应当是国家发生大变革的时代，便以那一年作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

佛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兴起，随之而来的也是文化的兴起。尤其在艺术方面。飞鸟时代总体来说是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体现在造寺、造佛的盛行。第一座完备而正规的寺院是从崇神天皇开始建造，到推古天皇初年完成的“飞鸟寺”，坐落在今天的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负责建筑工程的是从百济来的寺工、塔匠、瓦匠、画工等等。有着大陆风格的堂塔，是十分壮观的伽蓝(原意是僧侣居住的园林，即寺院)。此后陆续修建寺院，据传四天王寺、法隆寺、中宫寺、橘寺、蜂丘寺(广隆寺)、池后寺(法起寺)、葛木寺(妙安寺)等七座寺院都是圣德太子建立的。据考究只有四天王寺和法隆寺是太子所建。

四天王寺(大阪府大阪市天王寺区)，以守护佛国的四天王为本尊，具有镇守国土的意思。寺院格局是百济式。这座寺院的一部分金堂、塔、中门、围廊至今还保留着创建时的样子。学者中有提出重建说，在天智天皇九年(670)时被烧毁，后来又重建。虽然重建过，但重建后的格局仍承袭以前的样式，留下了后世见不到的独特风格。

修建寺院除了工人还需要雕刻和绘画。
鞍作鸟是这一时期的著名佛雕师，他因制作法兴寺本尊的一丈六尺铜佛像而被授予大仁的冠位。他的作品留存至今的有，法隆寺金堂的药师像和释迦三尊像。

绘画方面，可以看到黄书画师、山背画师的名字。由于高句丽僧-昙徵来日本制作出彩色和纸墨，因此绘画技术有了很大进步。遗憾的是，留存的作品仅有法隆寺的玉虫橱柜上画的密陀画和中宫寺的天寿国绣帐。

寺院内的佛具和日用品工艺也有极大提升。留存至今的有法隆寺金堂的玉虫橱柜和天盖等。

大陆风格的歌舞音乐也传入了日本。据传，百济人味摩之来到日本，带来了吴的伎乐舞。后来伎乐就在寺院举行法会时演奏。有一些伎乐使用的面具还遗留至今。

参考资料

飞鸟寺

四天王寺模型

四天王寺中心寺院回廊

改革的必然性

圣德太子的文化政治是制止上古末期的社会混乱，挽回国政颓势的远大理想，但这种改革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见到效果，需要杰出的领导人长期努力。圣德太子在四十九岁就逝世了，留下许多未竟事业，皇室贵族中没有人能继承他的事业。在圣德太子生前，贵族们似乎很佩服他并协助他的事业。但在圣德太子死后，贵族们却立刻暴露本性，疯狂地扩张个人势力。社会的矛盾和秩序没有得到匡正，反比以前更加严重。

苏我氏的独裁势力急剧增大，皇室的权威受到威胁，面临危机。特别是苏我入鹿举兵袭击王宫，弑杀圣德太子的王子-山背大兄王。其次是，中国唐朝的兴起也使日本感到压力。推古天皇二十六年(618)隋朝灭亡，唐朝兴起，贞观之治后国力强盛。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势力也日益强大，日本害怕新罗会借助唐朝的威势来欺压日本。日本在内外压力下，深知改革的必要性。此时，过去圣德太子派遣的遣隋留学生也结束多年的学习陆续回国。他们了解隋唐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体会到唐朝的强大，为日本改革提供了方向。改革的客观条件成熟，仅仅缺少发动改革的人物出现了。

舒明天皇的皇子-中大兄皇子、世袭祭祀神祇职位的中臣镰足、苏我同族的仓山田麻吕。三人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于皇极天皇四年(645)在宫中太极殿诛杀了苏我入鹿，并迫使其父虾夷在私邸自尽，成功地消灭了旧势力的苏我氏一族。大化改新开始。

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各项，在苏我入鹿死后第二天就开始了。这一天，孝德天皇取代皇极天皇即位，立中大兄皇子为太子，废除以往的大臣、大连制，设左右大臣、内臣等官职，设国博士作为最高顾问，由唐朝归来的僧旻(min)和高向玄理担任。革新刷新了政府干部阵容，接着大会群臣，在神祇前重新确认了天皇权威绝对性的十七条宪法所宣扬的理念。建立年号，大化元年(645)，这一年主要是准备阶段，大化二年(646)正月朔日(初一)贺正典礼结束，公布四条。

第一条，废除贵族所有的一切土地和人民，收归国家。包括了所有部曲和田庄。

第二条，整修京师，确定畿内制度，设立国司、郡司、关塞、介候、防人、驿马、传马等的地方制度，这是首次制定了国防、交通规则。

第三条，制定户籍、计帐和班田收授法。

第四条，改革税制，规定田调、户调以及兵马、兵器、仕丁、采女的纳贡等等。

其中，第一条的实行可能不彻底。但至少有了个形式。体现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统一原理，在形式上、名义上，占据了高点。

人民生活的变化

制定户籍、计帐依据的基础是由各户户主申报自家成员、姓名、年龄等的报表。尽管许多户主的文化程度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但他们都尽量依法做了，人民文化生活也确实是比以前贵族私有民来的有秩序、有纪律的多了。

班田收授法以中国唐朝的均田法为蓝本，内容：

凡六岁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给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户奴婢与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则给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职、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给相应的位田、职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还相应给以若干宅地和园田，为世业田，若绝户则还公。田地不得买卖，受田者死后归还。

税制改正，服劳役的旧制是每30户出一人，新制是每50户出一人，负担大体减轻了。以往税制是各地方分别征课，轻重不一，现在全国统一。私地私民的归公，在形式上是隶属关系的变更，但实质上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关于第一条私地私民归公的执行

有人认为是执行了的，因为改革时已经考虑到了对贵族的补偿，由于班田，贵族依然可以领有土地，土地还一块绑定了土地上的人民。这跟以往旧制度差不多，就是领地少了些而已。领地的多少是根据位阶、官职和功勋来给予的。新制度并没有消灭贵族的力量，而是将贵族合法化并将贵族限制在制定的规则下。实行过程初期，中大兄皇子率先献出自己的私地私民，以此来带动贵族们。后来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即位天皇)时，部曲制曾一度复活，但不久就取消了。可见实行有曲折，但整体上还是公有化了的。

大化改新中的缺陷

大化改新没有采取过激的改革，而是一种跟贵族妥协之下的方针，旧制度的糟粕依然保留了下来。这样不彻底的改革为后世留下课题。新制度名义上否认了姓氏制度，但实际并没有废除，一些优越姓氏贵族依旧领有土地。思想上，儒家和法家等思想在制度中有许多体现，但并没有影响到固有神祇思想地位。神道的祭祀仪式依旧在执行，神道依旧保有优越地位。

大化改新对人民风俗影响

革新诏书颁发后，政府陆续下诏加以补充。其中大化二年(646)三月发布废除旧俗的诏书。说明革新注意到了人民生活的细节。其中列举了各种具体生活情况有，民间强者对弱者的不法行为，男女之间男对女的暴力，交通要道两侧住户对旅行者的不友好行为等等，表现了社会上贪婪、灭绝人伦，无视正义，恃强凌弱的风气。

诏书意在实现社会正义。新政伦理向民间渗透，解放被压迫者并给予关心。

大化元年(645)制定的钟匮制度也可以看出，钟匮制度是一种申诉制度，人民无法得到公正的裁判时，可以将其原由写成文件，放入朝廷设立的匮箱中，每天早上有人打开匮箱，将其中文件上奏天皇，天皇指示群臣加以裁断。如果还是不服，还可以敲响朝廷设置的钟进行申诉。这一制度使人民有二次直接向天皇申诉的权利。随着这项制度实行，许多贪官污吏得到惩治。

大化改新后的国内外形势演变

大化改新(645-649)后的白雉年间，统治者失去了大化年代的那种改革热情，直到50年后，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制定《大宝律令》，改改才得以形式上的完成。

孝德天皇后的齐明天皇时代(655-661)，这一时代的特别事件有阿倍比罗夫开拓东北和救援百济。对东北的开拓已进展到了北海道，但只是沿着海路确保了一些海岸要地，并没有在内地建立势力，给后世留下许多着手空间。

齐名天皇六年(660)，唐与新罗的联军攻陷百济京城，国王及其一族被唐军所俘，国家灭亡。但遗臣中仍有人企图复兴，想要迎立以人质身份留在日本的王子丰(丰璋)为王，并请求日本派遣援军。日本对此十分热心，送回丰的同时，天皇亲临九州的行宫，策划安排援军。不幸天皇死于行宫中，中大兄皇子即位(天智天皇)，派送大量援军和军需品。

起初，复国义兵占有优势，但不久君臣内讧，军势颓败。日本前去救援的水军，在白村江江口与唐和新罗联军作战失败，战局遂定。百济王丰逃亡高句丽，日本败军撤回日本，百济遗臣不少也跟随来日。面对唐和新罗联军，日本之所以站到百济那无胜算的复国一边，可能是出于过去的情谊，抑或百济是在唐朝和日本通交之间作为中转站的必要。不管如何，百济灭亡之后，日本对外政策从此走向消极。天智天皇只能转而整顿国内体制，推行大化改新。

壬申之乱

天智天皇时，首次制定了律令，以皇城所在地近江为名，称《近江令》。天智天皇死(671)后，皇位继承发生争执，叔侄(大友皇子和大海人皇子)之间发生冲突，引起内乱–壬申之乱。内乱平息后，大海人皇子即位(天武天皇)，更加致力于大化改新运动。加强大化改新内容的落实。还给了佛教重要的地位，采取了积极发扬佛教的政策。不仅造寺、写经、读经盛行，还在指导政治中渗透了佛教精神。制定了八种姓。首创了大尝祭、祈年祭等重大祭祀，对神祇制度进行了划时代的整顿。丰富了改新内容，同时也跟旧制度保持调和，不忘初心，坚定发展。

参考资料

律令政治

经过天智天皇颁发的《近江令》，天武天皇的《飞鸟净御原律令》，到文武天皇的《大宝律令》，历代律令的修订工作基本完成。后来在养老二年(718)又进行了一次小修改，而且《养老律令》在实际中并没有实行，事实上《大宝律令》才是律令的代表。

《大宝律令》是把大化改新的纲领，和其后五十多年实施中的经验和中国历代律令的经验教训融汇在一起，经过推敲制定的一部国家基本法典。《大宝律令》是古代日本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的统一表现。规定了其后400多年的古代社会的本质。律相当于刑法，令相当于行政法、民法、商法和诉讼法等。

《大宝律令》由律6卷，令11卷组成。分别从官制、身份制度、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司法制度等方面概述内容。

官制

中央政府由二官八省一台五卫府构成。

二官指神祇官和太政官，前者掌祭祀，后者是最高行政官厅。太政官的长官位阶(一位或二位)比神祇官(四位及以下)高。在行政事务方面，神祇官受太政官指示。

八省是在太政官下，分掌行政事务的官厅，有中务(掌侍从、诏敕、传奏等宫中事务以及位记、户籍等)；式部(掌文官的进退、朝仪、学校)；治部(掌武官的进退、士兵、武器等)；刑部(掌司法)；大藏(掌出纳、调、贡纳物、金银、物价、度量衡等)；宫内(掌宫中庶务、供奉、营造)。各省管辖若干下属的职、寮、司等官厅。官厅由四个等级官吏组成，即长官、次官、判官、主典。职称也有严格规定(这里就不叙述了)。其中太政大臣的职称特殊，也最为重要，如果没有人才，则不设立该职位。

地方行政组织，全国一律分为国、郡、里三级。50户一里，2里~20里为一郡。郡根据里数不同，分为五等，大上中下小。国分四等，大上中下，国的区分标准没有具体规定。国设国司，郡设郡司。

特别行政地区，京城设左右京职；摄津设摄津职；九州设大宰府。

国司与中央官职完全同级，且交流频繁。郡司长官、次官由国造中选，下级官吏由当地人中选。里长则是当地人义务性职务，不计入官职。中央在式部省管辖下设有大学，作为培养官吏的机关，地方设国学。大学和国学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此外还附设音、书、算等科目。一般官吏每年要考核其学习成绩，根据六年中成绩来升迁、调转。通用考核标准有德义、清慎、公平、恪勤(四条统称为“善”)，一些官职还有特殊标准称为“最”。根据善和最来进行位阶升迁。

补充

中务省下属有中宫职和左右大舍人、图书、内藏、缝殿、阴阳这六个寮；画工、内药、内礼三个司
宫内省下属有大膳职、木工、大炊、主殿、典药四个寮；正亲、内膳、造酒、锻冶、官奴、园池、土工、采女、主水、主油、内扫部、筥(ju)陶、内染十三个司。
弹正台，负责整饬(chi)风俗，弹劾不法官吏的独立官厅。
五卫府：卫门、左右卫士、左右兵卫，负责警卫，左右马寮、左右兵库。

身份制度

人民身份，大致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包括一切自由民，从皇族、贵族到一般农民的大多数人民。皇族指天皇亲族和稍远的二世到四世的王。贵族指五位以上的有位阶者，五位以上有领土还有额外田地和俸禄。有位者免除课役和其他义务。

平民指六位以下的有位者到品部、杂户这一范围很广的阶层。农民耕种口分田和其他田地，负担租、庸、调、杂徭等课税，兼负兵役等义务，生产阶层。每一户由直系旁系亲属、隶属人等组成大家庭生活，每5户组成一组，称“五保”，由相互扶持的义务。品部、杂户是旧制度沿袭下来，继承世袭职业或跟官府有隶属关系的手工业平民。他们不交调庸，只为官府劳作或交纳手工制品。

贱民，是不自由民，其中分为陵户、官户、家人、公奴婢、私奴婢五个等级。陵户是守卫山陵的人，境况与杂户相同，由于忌讳死的思想，把他们列为贱民。官户隶属宫内省的官奴司，家人是隶属私家的准奴隶，官户与家人身份相等，可以组织家庭、从事私业，比奴婢身分高。公、私奴婢身份最低，是主人的财产，可以随便买卖、转让，主人可以任意驱使，犯罪后经官府许可，可以处死。但法律规定贱民到了高龄，主户断嗣时可以解放为良民，此外，不少申报户籍时错误地变成了良民。历史上，贱民越来越少，到了延喜年间(901-923)，法律宣布废除贱民。即使在最盛时贱民人口只占不到总人口十分之一。

土地制度

全国土地收归公地。田地从缴纳贡赋的角度看，可分为输租田、不输租田、输地子田三种。输租田是向官府纳租的田，包括口分田、位田、赐田、功田、垦田等。不输租田就是不纳租的田地，包括神田、寺田等。输地子田是指出租一年，每年要交纳收获量五分之一的田地，口分田分剩下的田地就是这一类。口分田是班给全体人民的，凡六岁以上，男女良贱都能得到田地，男子每人分240步，女子分到160步，贱民每人分到120步。口分田是律令土地制度的核心，虽然模仿了唐制，但并没有像唐朝那样按劳分配，而是在平民中均等的分配。神社和佛寺对神田、寺田占有和使用权力比其他土地强，近乎拥有了所有权。功田中，大功田也近乎私有，允许世袭。后来规定允许垦田私有，这些田地成了使律令的公有制变私有制的温床。园地和宅地是和口分田一起班给各户的土地，且可以自由买卖。其他的无主之地所收获的利益按照律令来说是大家共享的，如山野中伐木，下河捕鱼等。但不久那些有力量的贵族富豪凭借势力占有这些无主之地，不允许他人使用。

财政制度

全国土地都是公地，但国家能直接使用的，除了剩田外几乎没有，大都授予人民使用，国家的收入只要依靠人民的贡纳。人民纳贡主要分为租、庸、调、杂徭四种。

租是缴纳稻谷，所授田地每120步交22把，(用手抓稻谷，抓满三次为1把)后改为15把，大体上是收获量的百分之三。调和庸是向成年男子课的人头税，21岁60岁的男子为正丁，61岁65岁为老丁，17岁~20岁为少丁，负担额按公式，1正丁=2老丁=4少丁。

调是缴纳绢、丝、棉、布等当地产物，并附缴副产品紫、红、蓝等染料和其他食品杂品等。

庸是用布来代替每年正丁要到京城服役10天而缴纳的。

调庸每年从八月中旬开始，到十二月三十日为止，无论多远，都要到京城缴纳完成，运费由缴纳者自己承担。杂徭是国司责令人民负担60天以内的地方杂役，以劳役为主。

总的来说，成年男子负担过重。此外还有国郡有义仓，为备荒每年要上交一定数量的谷子，还有国郡为增加收入强迫接受贷与的稻谷并缴息。官吏俸禄、神社的币帛、佛寺的布施、宫廷的费用等多由此支出。

国家的全部收入来自人民，人民负担过重，一旦贡纳不能按照规定按时缴纳，国家财政就会立即陷入危机。

司法制度

行政官署同时也是法院。法院有等级，下级在地方上是郡司，在京城则是各司。它们的上级在地方上是国司，在京城是刑部省，在上就是太政官、天皇。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等。流是送往流放地充当使役，死刑有绞和斩两种。郡司只能判决鞭笞罪，在京各处判决笞、杖，国司判决杖、徒刑。刑部判决徒刑，太政官判决流刑，天皇判决死刑。尤其死罪，要三次上奏天皇才能裁决。司法制度中也体现了儒家的教化精神，如规定了“八虐”这种特殊罪行，在恩赦时也不赦免。“八虐”指谋反(谋害天皇)、大逆(毁坏山陵、皇居)、谋叛(叛国)、恶逆(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不道(谋杀一家三人以上或毁尸)、大不敬(毁坏神社或盗窃其宝物)、不孝(控诉或咒骂祖父母、父母)、不义(杀害主人、本国国守或师长)。另外，刑罚对上级阶层会酌情减轻。基本来说，只要不触犯八虐。一般刑罚几乎加不到贵族们身上，他们可以降级、免官来抵消刑罚，或者缴纳罚金来抵偿。

天皇的地位

律令里几乎没有天皇的规定。说明天皇不受律令限制。现实是权力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落到大臣的手中。国家权力机关制度并没有那么健全，天皇也不能总是贤明。天皇权威的衰退和私有化使得律令限制力越来越小。

奈良时代

大宝律令之后九年、和铜3年(710)，首都迁到大和的平城(奈良平城京)，以后有七代70多年间，首都基本在这里，比起过去每一代都要迁都，这是一个进步。一般把这70多年称为奈良时代。这个时代是律令政治的初期，以佛教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迅速。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来说明这个时代。

参考资料

政治道路的发展

制定大宝律令的文武天皇早已逝世，接下来是元明、元正两代女帝。这一时代律令顺利执行，儒教文化昌盛，国运上升，堪比中国的文景之治(笑)。之后圣武天皇(在位年间724-749)，逐渐受到佛教熏陶，最后达到佛教至上的世界观，转向了佛教主义政治。当时律令社会矛盾浮于表面，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疫病，贫民增加，政治陷于困难，仅凭儒家的教化已经难以解决这些问题了。佛教此时正是救治良药。从天武天皇时开始流行读经，宣扬诵读和讲说这些经文的功德能够国泰民安，得到天王的保佑。佛教的仪式也吸引了许多憧憬外国文化的贵族，使得佛教蓬勃发展。

圣武天皇推行佛教政治的事迹很多，其中重要的有创建国分寺和东大寺。国分寺是在全国各地统一建造僧寺、尼寺，修七重塔，放一丈六尺释迦像，寺中置备经文抄本，凭借诵经来祈祷各地方的平安。规定僧寺有僧20人，尼寺有尼10人。

在建造国分寺的同时，圣武天皇又决心在首都建造一尊卢舍那大佛。允许天下有志者都来参加。建造五丈三尺高的金铜佛像，需要大量物力人力。十年时间，终于建成了佛像殿堂。天平胜宝四年(752)，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大佛开眼仪式，这就是东大寺的大佛。大佛作为《华严经》的本尊佛，表现要普渡众生，大慈大悲。

藤原氏与天皇关系图

政治形势变化

奈良时代存在着当权者频繁更替，政界不断发生阴谋起伏的情况。改革的不彻底，使得旧势力不断挑战权威。

大化改新的中臣镰足因功赐姓藤原，成为新兴贵族首领，镰足的儿子“不比等”把女儿送进文武天皇和圣武天皇的后宫，由此与皇室结为姻亲，但这过程并不顺利。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先后死于天平九年的疫病，不比等的第三个儿子宇合的儿子广嗣，在九州举兵，标榜清君侧，但被官兵所诛(740)，对象是从唐朝回国的僧玄昉和吉备真备，这两个人代表了另一方的政治势力。玄昉是推行佛教政治的先驱，吉备真备靠着才学官至右大臣，是新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此外，和藤原氏对抗的势力还有敏达天皇后裔橘诸兄。

天皇权力还在他们之上，没有参加到其中，只要求他们为实现佛教政治出力。但天皇没有儿子，由皇女继位。皇女继位后，各派势力失衡，特别是女皇孝谦天皇因个人喜恶，出现了一批宠臣，扰乱政界。最初宠臣藤原仲麻吕(后来赐姓惠美押胜)，对于仲麻吕的专权，许多旧氏族联合，以橘诸兄的儿子为中心，计划推翻仲麻吕。计划失败(757)，反而加强了仲麻吕的地位。仲麻吕想逆转佛教政治的发展方向，佛教徒对此不满，此时的女皇又宠爱主持宫中佛教仪式的道镜身上。仲麻吕最后发难被诛(764)。于是由回到佛教政治的轨道上。

道镜使佛教政治发生歪曲。道镜任太政大臣禅师，接着又被授予法王称号，接受百官朝贺。在祭神前要首先拜佛。这种情况加上女皇无嗣，竟使道镜觊觎(ji yu)皇位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但藤原氏千方百计让天智天皇的孙子当上皇嗣，成功地拥立了光仁天皇。在新天皇当政下，藤原氏解决了佛教的扭曲道路，回到了原来的律令政治。继承了前代元明、元正天皇的精神，也是后来恒武天皇复兴律令的政治基础。

经济

班田制产生了自耕农民。农民感到收获不足，以及政府班田越班越少。认为有必要大量开垦荒地。养老六年(722)政府制定了一百万町步的计划，一般认为在东北地方实行，但因为数字过大，具体情况不详。

第二年，养老七年(723)，发布了三世一身法，对律令的公有制作出了让步，规定凡新挖沟池进行开垦的人准许三世拥有所垦土地；依靠旧沟池开垦的准许终身拥有所有垦地。到了天平十五年(743)，将三世一身法扩大，允许垦田永世私有。于是人民竞相开垦，尤其是拥有充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贵族和寺院，大量增加了垦田。天平胜宝元年(749)规定了各寺垦田所有额度有最高限度，东大寺有四千町(1町3600步)，元兴寺二千町，其他国分寺也有一千町。由此可知，寺院垦地规模巨大。政府也对灌溉表示了极大关心，常常修建灌溉工程。农具供给充足，常用锄头代替布帛作为官吏的俸禄，在临时赏赐中也使用了大量锄头。

矿产品也有了增加，天智天皇七年(668)，在越后产出石油；天武天皇二年(674)，对马向朝廷进献白银，这是日本首次见到矿产白银。到文武天皇时，各地进献金、铜、锡、铅锡合金、白矾石等十几种矿物。对马贡献黄金时改元大宝，武藏贡献铜时改元和铜。凡是新文化昌盛之际，总是先开发矿产资源是古今通例。

市场流通也有发展，无论是藤原京还是平城京，在首都左右两侧都有东西二市。首都与各地方首府之间开辟交通干线。(关于道路可以参考本内容一开始介绍风土那一块的参考资料)山阳道是大路，东海道、东山道是中路，北陆道、山阴道、南海道、西海道是小路。道路上有官府信使，政府官员，上京进献的人民，还有众多商旅。

货币的制造

日本第一次铸造通货，大概在天武天皇时(673-686)，到了持统天皇和文武天皇(697-707)还设置了铸造货币的官署–铸钱司。到了和铜元年(708)以后，政府才真正对货币表示积极关心。

这时期铸造的“和铜开珎(zhen)”是日本最早铸有文字的铜币和银币。

当时人民没有领会到货币的方便，政府首先在京畿为中心推广。同时，出现了伪造货币，使币值下跌，物价上涨。政府防止币值下跌采取了改铸政策。在天平宝字四年(760)进行改铸。新币三种万年通宝(铜币)、天平元宝(银币)、开基胜宝(金币)。规定1新铜币=10旧铜币，1银币=10新铜币。765年又铸神功开宝(铜币)与先前铸造的一起等价流通。

改铸模仿唐朝的策略，实际上新币价值过高，币值不久开始下跌，引起物价暴涨。和铜四年(711)，一石米33文，到了762年已经超过一贯。764年涨到了三贯，50年间上涨了100倍。政府不得不废除新币以一当十，使新旧等价。虽然通货政策有过失误，但货币信用还是很高，作为交换手段发挥了巨大作用。市场上大批商品均可用货币交换。各地因土豪进献大量钱币，而被授予官位。货币流通到达常陆、伊予、因幡、长门、周防等地方。

版图扩大

东北地区版图得到扩大。征讨使得虾夷人与内地人同化，或逃亡内地。

在和铜元年(708)越后国申请，首次建立出羽郡；五年后，以出羽郡为中心，加上陆奥国的最上、置赐二郡，建立出羽国。

出羽和陆奥平分东北地区的行政区。陆奥国的领土也得到扩张增设了丹取郡(713年)，香河郡、闭伊郡(715年)。出羽陆奥开辟了联络路线，出羽陆奥还在边界处设立城栅，作为前进基地。设立郡，表示已经编入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侧面反映了日本的国力。

西南地区，九州南部原来是熊袭隼人的住地，虽然前代已经归服，但仍不时有叛乱，均被平定，和铜六年(713)设置大隅国。西南各岛，种子岛等各岛有人来日朝见，文武天皇时其他各处的小岛也有人来朝见，政府也积极遣使前往勘探。南岛开发，是由于当时与朝鲜半岛的新罗交恶，遣唐使船只只能在南方寻求新的航路。

除了边境外，内地也随着荒地开垦，人口增加，增设了国郡。丹后、美作、和泉、能登、安房等地方，在这个奈良时代设立。在孝谦天皇末年(757)，有65国，3岛(对马、种子、壹岐)。

扩张地图资料并入了目录：平安时代-1 → 征讨虾夷

文化传入

唐风盛行，无论儒、佛、律令政治还是学问艺术各方面，都照搬唐朝样式，或经稍加修改。

当时航海和造船技术还很幼稚，遣唐使的航海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奈良时代共派遣了六次遣唐使，大宝二年、养老元年、天平四年、天平胜宝四年、天平宝字三年，宝龟八年(702、717、732、752、759、777)。几次遣使都在海上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危险。其中有养老年间赴唐的阿倍仲麻吕和天平胜宝年间的藤原清河在回国途中漂流到安南，没能回到日本，埋骨唐朝。天平年间，使者回国，船只遇难，漂泊昆仑，115名船员仅4人生还。尽管危险重重，依然陆续派出遣唐使。

当时，唐朝的长安居住着许多民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中心，其中欧洲西亚中亚的人和其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大量流入。日本也抓住机会在这国际舞台上与外国人结交。许多外国人还到了日本，其中有印度婆罗门僧正菩提仙那、印度僧佛哲、波斯人李密翳等。

文化昌盛不仅体现在日本的上层，平民也有机会参与其中。天平六年(734)，在宫城的朱雀门外举行歌会，在天皇亲临下，有包括皇族、贵族在内240名男女参加，城中市民可以自由参观。建造东大寺时也提到平民可以参加。庶民也有参与到贵族的文化生活中。当时文化有一种开朗包容在里面，跟唐朝的开放一样。

学问

奈良时代的观念来分，可分为内典和外典，最为合适。

内典学佛，外典学除了佛书以外的汉籍。外典中，学问都来自汉籍，要学习首先要懂汉字，当时学习汉文、汉学成了研究学问的前提。学校前面在大宝律令中提到，政府培训机构都有教汉学。大学的主要教科书有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诗经)、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还有其他的特殊学科，音乐、书法、算术之类的。教官是博士，学生称为诸生。政府热衷搞学问，优待学者，历代屡次赏赐学者物品，以兹鼓励。

这个时代的儒学内容，从遗留下来的材料可以看到国家一级考试”秀才道”的论文考试中看到如，忠、孝孰为先？儒、老孰优等问题。答案注重罗列经典。可见对于学问的思维性和逻辑性还不够。从词句文章内容来看，基本属于模仿照搬，并没有深入理解内容含义。在天宝元年(757)曾下达一个敕令：百行孝为先。全国每家每户要置备《孝经》一本，勤读诵。虽然不太可能实行，但也体现出汉学的盛行。

阴阳寮有阴阳博士，历博士，天文博士，除了教授学问，还以其技术参与政府事务。典药寮有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和药剂师，除了教书外，还负责诊疗、采药。

学问成就

流传至今的《日本书纪》《古事记》《风土记》等历史和地理书籍，虽然与大学的学问没有直接关系，但其成果却具有学术性质，也是这个时代的重要学术成果。

《日本书纪》《古事记》都是由天武天皇提议开始编纂的，《日本书纪》由许多委员集体编纂，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材料，模仿中国史书体裁编修，到养老四年(720)成书。《古事记》由太安麻吕记录的稗田阿礼个人所诵习的东西，使用的材料不过是帝纪和旧辞，没有按照中国风格进行加工润色，在和铜五年(712)成书。两书的出发点都是站在从国家永久性和皇室恒久性上的。

《风土记》是各国自己编修的地志，内容有当地出产的矿物、植物、动物种类、土地的情况、地名的由来、古老的传闻、异事等。《风土记》留存至今的只有播磨、常陆、出云、丰后、肥前五国，其他都只有在各书中引用。成书的年代各国各不相同。

日本的汉文学

这个时代纯粹的汉文学作品就是《怀风藻》。《怀风藻》是一部汉诗集，收录了大友皇子以及皇族、朝臣、僧侣等64人的120篇作品，是日本第一本汉诗集(成书于751)，诗中有模仿也有一些独特风格的诗词。这个时代著名文人有淡海三船和石上宅嗣。

怀风藻序文赏析

懷風藻序

逖聽前修、遐觀載籍
襲山降蹕之世、橿原建邦之時
天造艸創、人文未作
至於神后征坎品帝乘乾
百濟入朝啓於龍編於馬厩
高麗上表圖烏冊於鳥文
王仁始導蒙於輕島
辰爾終敷教於譯田
遂使俗漸洙泗之風
人趨齊魯之學
逮乎聖徳太子
設爵分官、肇制禮義
然而、專崇釋教、未遑篇章
及至淡海先帝之受命也
恢開帝業、弘闡皇猷
道格乾坤、功光宇宙
既而以為、調風化俗
莫尚於文
潤徳光身、孰先於學
爰則、建庠序、徵茂才
定五禮、興百度
憲章法則、規模弘遠
夐古以來、未之有也
於是、三階平煥、四海殷昌
旒纊無為、巖廊多暇
旋招文學之士、時開置醴之遊
當此之際
宸瀚垂文、賢臣獻頌
雕章麗筆、非唯百篇
但時經亂離、悉從煨燼
言念湮滅、軫悼傷懷
自茲以降、詞人間出
龍潛王子、翔雲鶴於風筆
鳳翥天皇、泛月舟於霧渚
神納言之悲白鬢
藤太政之詠玄造
騰茂實於前朝
飛英聲於後代
余以薄官餘閑、遊心文囿
閱古人之遺跡
想風月之舊遊
雖音塵眇焉、而餘翰斯在
撫芳題而遙憶
不覺淚之泫然
攀縟藻而遐尋
惜風聲之空墜
遂乃收魯壁之餘磊
綜秦灰之逸文
遠自淡海、云暨平都
凡一百二十篇、勒成一卷
作者六十四人、具題姓名
并顯爵里、冠于篇首
余撰此文意者
為將不忘先哲遺風
故以懷風名之云爾
于時天平勝寶三年歳在辛卯冬十一月也

佛教

佛教因其护国安民的效验而被采用到政治中。

学术上，佛教分为六个宗，分别研究不同领域的佛教学术。从传来的顺序是跟佛教思想发展一致。

从国内保存的经典数量可以看出佛教的水平。经典起初从大陆运来，使者付出了不少努力。传入法相宗的道昭从唐朝带回了后来称为元兴寺一切经的经论，玄昉从唐朝带回五千多卷。

奈良时代设立各种公私写经所，动员了大量技术人员，开展普及经典的运动。当时抄写的经典中，知名的有，印度1193部、4884卷，中国的636部，4218卷，一共1829部，9102卷。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同时代唐朝经录记载的数字。

从日本学僧的著述来看，已知的有元兴寺智光6部、兴福寺善珠19部、行贺15部、西大寺常腾10部等，数量很多。其中，东大寺灵寿著的《华严五教章指事记》详细忠实地注释了唐贤首大师法藏所著的《华严五教章》的教典。在中国、朝鲜都公认它是这部书的最早注释。学僧在唐朝时的业绩有，行贺在唐31年，在百高座(讲经席位)中位居第二；灵仙在唐时作为“笔译”参加了《大乘本生心地经》的翻译工作。笔受、译语的位置非常重要，必须精通梵文和汉文才能胜任，给日本脸上添了光。

佛教僧侣学以致用，为社会作出了许多贡献。道昭周游全国十余年，在路旁凿井，在渡口备船、架桥。行基修建了9所共旅客居住的布施屋，两座停船码头、6座桥、15个水池、3条灌溉渠等土木工程。普照在道路两旁栽种果树。

医术也是靠僧侣传播。各大寺中有施药院等医疗设施。负责对患病以及受饥荒的人民进行疗养。

艺术

和歌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尽管知识阶层通用汉文，但真正心声还是用固有诗歌形式“和歌”来表现。日本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是汇集了这个时代以及以前人们所作的篇章。《万叶集》共20卷，收录长歌260余，短歌4170余，旋头歌61，合计4500首。注明年代的和歌最晚是天平宝字三年(759)，由此大概推出成书年代。《万叶集》的内容使用“万叶假名”书写，是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前身。用汉字的音训表日语。《万叶集》的作者从天皇到贵族、僧侣、农民、妓女等，包括的地区也从畿内到东国、北陆、山阴、山阳、筑紫等。歌集表现了各阶层文化地区的特点。

万叶集卷二106歌赏析

[歌番号]02/0106

[題詞]（大津皇子竊下於伊勢神宮上来時大伯皇女御作歌二首）

[原文]二人行杼 去過難寸 秋山乎 如何君之 獨越武

[訓読]ふたり行けど行き過ぎかたき秋山をいかにか君がひとり越ゆらむ

[仮名]ふたりゆけど ゆきすぎかたき あきやまを いかにかきみが ひとりこゆらむ

万叶集贫穷问答歌赏析

建筑

佛教繁荣带来造寺、造佛的繁荣。美术史家把孝德天皇起到奈良时代初期称为白凤时代，圣武天皇起到奈良时代结束，称为天平时代，认为是日本美术史上的黄金时代。

奈良时代修建的佛寺有平城新京的兴福、大安、元兴、药师四寺。还有新建的东大、西大二寺。建造风格也有所不同，出现了药师式、东大寺式、大安寺式等。(具体自行百度，这里就不叙述了。)

参考资料药师寺

书法

是大学的一个科目，由于写经盛行，书法也受到重视。对晋朝王羲之十分崇拜，使得各地写经生竞相模仿。正仓院御用物中有一卷光明皇后临摹王羲之的乐毅论。初唐书法家欧阳询、欧阳通等对当时的书法也很受影响。唐风十分盛行，直到下一个时代的空海，才在书风上摆脱唐的影响，开创出日本独自风格。

印刷方面，受唐朝雕版印刷影响，日本也有类似的印刷品。

音乐舞蹈

推古天皇时代就一直接受外国的音乐和舞蹈了。雅乐寮中有唐、高丽、百济、新罗、渤海来的乐师了。天平胜宝四年(752)的大佛开眼仪式上，演奏了雅乐寮以及各寺的种种音乐，还表演了王臣诸氏的五节、久米、楯伏、踏歌等歌舞。说明了日本文化丰富，在引入国外文化同时，也重视本国文化。

平安时代-1

平安时代跨度较大，分为三个部分。

天应元年(781)，桓武天皇是天智天皇的三世孙。桓武天皇一扫前代的佛教政治，把律令政治推上正轨。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天皇再次把都城从平城(平城京)迁到平安(平安京)，奠定了后来1100年间作为日本首都的基础。(1877年明治天皇将行政机关迁到了东京)

由此到镰仓武家政权成立以前的400年称为平安时代。

把平安划分三个独立的时期，第一期是从桓武天皇到醍醐天皇末期(781-930)为止的一百五十年。在此期间，占支配地位的是桓武天皇的复兴律令精神。下面简单介绍此150年，也就是平安时代的第一期。

修改律令

桓武天皇把佛教和政治分开。使政治指导精神回到了儒教上。督促律令执行。修改律令中不符合实情的部分，使之易于执行。

神事

尊重神事，整顿神祇制度。规定祈年祭奉献布帛的神社。以往偏远地区的神社由侍神员到神祇官那里领取币帛，今后改由当地自己备至币帛，分成官币和国币两种。向神事方面的犯罪，不课“律”的一般刑罚，而处以财产刑，称为“祓”；按照轻重分成四等祓，给古代刑罚规定赋以新的组织和权威。还令人撰写皇太神宫仪式簿和止由气宫仪式簿，记录伊势神宫的沿革、制度等。

佛教

关于僧侣和寺院，禁止各地擅自令人出家为僧，禁止私建寺院，禁止向寺院捐献土地，禁止寺院放高利贷，严格执行僧尼令的精神。另外，还在僧侣中选拔了两名俊杰，最澄和空海，开创于南都六宗相抗衡的新宗派，以此来从内部革新佛教。

民政经济

改革民政经济。班田按规定是每隔六年班一次，由于实行困难，时间延长了一倍，改为每隔十二年班一次。重申了无主之地的公私共享。禁止国司侵占人民耕地。对歉收的田地实行减租。防止国司营私，政府将贷给人民的出举稻利息从50%减到30%。

补充

出举稻：类似中国的借青苗，春季给稻谷农民，秋季收回实物，利率高达50%。私出举，由寺院、贵族等奴隶主贷放，利率有高达100%的。

整饬纲纪

对国司制定了严格的交接制度，编撰了《延历交接式》一书。使郡司地方政治负担责任加重，更加体现了其才能。制定十六条条例，作为考核国司和郡司的标准。

废除征兵制

奈良时代几次征讨虾夷，结果证明律令的征兵制加强了人民的负担，军队实力也没有提升。因此废除征兵制，改为选拔郡司的子弟和有官位者等。提高士兵的社会地位和质量，同时减轻人民负担。

废除关卡

大化改新后设立许多关卡用来国防和警戒等，妨害交通，给人民带来许多不便。废除关卡是顺应时代的发展。

良贱民

准许良民和贱民通婚，所生子女为良民。使贱民人权得到提升。

桓武天皇的政绩

除了上述律令外，还有两件大事，迁都平安和征讨虾夷。

迁都平安

起初定乙训郡长冈作为新都，开始营建时发生许多不详事件放弃了。改在葛野郡宇太村营建，称为平安京。新都的布局，大体上与平城京相同，但面积大了，制度也完善。东西宽1508丈，南北长1753丈。大概规划见参考资料。新都的建设不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所以迁都后200年左右，右京几近废墟，人烟稀少。人口主要集中在左京四条大路以北。

参考资料

征讨虾夷

在奈良时代，东北地区已经拓展到了陆奥的栗原郡伊治城附近。在光仁天皇时，归顺的虾夷造反，攻陷了多贺城。这种情况直到桓武天皇即位，也没有得到改变。桓武天皇决心换回败局，作了战争准备，在延历八年、十三年、二十年(789、794、801)先后三次派遣了由大将军统帅的征东军，最后攻陷了叛军的大本营胆泽，并修筑了城池。后来又向北推进了二十余里(每里长3.927公里)在志波修筑城防。

蝦夷征討関係年表↓

年代	和暦	事項
647	大化3	渟足柵築造
648	大化4	磐舟柵築造
658	斉明4	秋田・渟代・津軽方面的進出（阿倍比羅夫）
708	和銅元	出羽郡設置、出羽柵築造
709	和銅2	蝦夷征討軍（巨勢麻呂ら）
712	和銅5	出羽国設置、内地百姓移民
720	養老4	蝦夷討伐軍（多治比県守ら）
724	神亀元	蝦夷の抵抗制圧（藤原宇合）。多賀城築造
733	天平5	出羽柵移至雄物川
737	天平9	陸奥・出羽的連絡路開通（藤原麻呂・大野東人ら）
759	天平宝字3	桃生城築造。雄勝城築造。
767	神護景雲元	伊治城築造
774	宝亀5	蝦夷討伐軍（大伴駿河麻呂）
780	宝亀11	伊治呰麻呂之乱（牡鹿郡大領）
788	延暦7	蝦夷征討軍（紀古佐美）
789	延暦8	蝦夷征討軍敗退
794	延暦13	蝦夷征討軍（坂上田村麻呂ら）
797	延暦16	任命坂上田村麻呂为征夷大将軍
801	延暦20	蝦夷征討軍（坂上田村麻呂）
802	延暦21	胆沢城築造、移动鎮守府
803	延暦22	志波城築造
811	弘仁2	蝦夷征討軍（文屋綿麻呂）
		以後蝦夷的内民化

当时评价

桓武天皇晚年，让参议藤原绪嗣评价政治，说：“现在天下苦于战争和修建，如果停此，民心可安。”可见当时，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民众生活窘迫。

天皇和藤原氏的关系图

桓武天皇以后的律令

到醍醐天皇为止十代统治者对律令十分热心。尽管律令得到完善，但实质上没有多大效果。律令与社会现象逐渐脱离，律令慢慢变成了一个形式空壳。统治者修改律令，发布“格”、“式”。格是修改律令的诏敕，式是执行细节。格、式频繁发布。但最后也是一纸空文。

政治形式的完善

格式是临时补充的法令，随着时间推移，数量增多，最后编纂成书。有《弘仁格》10卷，《弘仁式》40卷(820)。贞观格12卷(869)，贞观式20卷(871)。延喜格12卷(907)，延喜式50卷(927)。合称“三代格式”。

格式的编纂说明了律令政治的形式日趋完善。还有例如朝廷仪式也是其中之一。嵯峨天皇将朝仪、官服和位章全改为中国式，将宫殿各门的名字也改为中国式雅名，挂上匾额。朝廷举行宴会–节会，次数也增加了。上层社会生活越来越奢侈。

编修国史

继《日本书纪》后，作为国家正史编纂的《续日本纪》在延历十六年(797)编成。《日本后记》在承和七年(840)编成，《续日本后记》贞观十一年(869)编成。《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元庆三年(879)。《日本三代实录》延喜元年(901)等等。后来人们将《日本书纪》和这五国史加在一起，统称《六国史》。连续记载了从草创时期到光孝天皇仁和三年(887)为止的历史。

钱币铸造

平安时代先后九次铸造新铜钱，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长年大宝、饶益神宝、贞观永宝、宽平大宝、延喜通宝、乾元大宝，(796、818、835、848、859、8770、890、907、958)。利用改铸产生的余额来解救财政燃眉之急，只是暂时的，更加劣质的新币很快就贬值，引起物价暴涨，进一步加深财政困难。

延喜时代

醍醐天皇在位年间称为延喜时代，在位33年。天皇本人励精图治，产生了“延喜圣代说”，这种说法后来还发展成了堪比中国尧舜大治(笑)。这种说法出自那些文人们企图从律令中找到价值的尚古、逃避现实的理想。并非根据现实生活所评价的。

律令虽然经过格式不断完善，但是与社会实际却是日渐偏离。

幼帝的出现

律令政治是以天皇亲政为原则的，不承认年幼的天皇。文武天皇和圣武天皇在年幼的时候都是由母后代行，长大后才让位。到了平安时代，清河天皇和阳成天皇都是九岁即位。孩子不可能按律令要求那样参与政务。于是出现了新的、在律令中不存在的官职–摄政。天皇的外祖父藤原良房担任摄政，能够担任这一职位与藤原氏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力有关。新的社会关系打破律令的僵硬，摄政后来逐渐合法化成了“关白”这一职位。

令外官

令外官也是律令中没有的官职，最有代表的是令外官-藏人和令外官-检非违使。
嵯峨天皇为了防备泄露机密，任命心腹为”藏人“，明面上是保管日常用具、文书等，实际上是掌管传达天皇旨意和大臣们上奏等机密任务。这种私人官职的出现使得政府变成了天皇的私人机关。
检非违使，也是从嵯峨天皇开始的。这种官职有逮捕权和弹劾权，还有裁判权。

药子之变

806年(延历25年)恒武天皇驾崩，平城天皇继位，考虑到平城天皇病弱儿子年幼，于是立弟弟神野亲王(嵯峨天皇)为皇太弟(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即兄死弟继)，807年天皇收到密告说异母兄弟伊予亲王要谋反，于是天皇将伊予亲王软禁，伊予亲王一家服毒自尽。

大同四年(809)4月，平城天皇发病，平城天皇觉得发病是因为伊予亲王在天之灵在作怪，于是让位给弟弟嵯峨天皇来避免迷信的灾难，但平城上皇仍然保留其权威。受到平城天皇宠爱的藤原药子和药子的哥哥藤原仲成虽然反对平城天皇让位，但天皇心意已决。4月13日嵯峨天皇即位。

大同四年(809)12月，平城上皇回到旧都奈良，嵯峨天皇改了平城上皇的观察使制度，惹怒了平城上皇，药子和仲成拥护平城上皇在奈良也搞了个朝廷，任命了药子和仲成。大同五年(810)正月，嵯峨天皇病倒了，中止元旦朝贺。3月嵯峨天皇设置藏人所，6月废除观察使制度，来刺激平城上皇，9月抓了亲平城上皇的官员监禁起来。平城上皇气的不行了，跟药子一起要去东国召集兵力举兵。嵯峨天皇命令平城上皇停止东行。还派人给藤原仲成执行了死刑。

平城上皇和药子一行人来到大和国添上郡田村，嵯峨天皇早已派兵在这里固守，平城上皇只能回到奈良，之后，平城上皇出家，药子也服毒自杀了。

班田的停止执行

以畿内为例，在810年班了一次，十九年后828才又班一次，然后又停了50年，到了881年班一次，中断20年后902年才又颁布班田令。地方各国大致情况相同。长时间不班田助长了贵族侵占私地。人民生活越加困苦。不仅国民不能依靠国家机关，连皇室也陷入危机，皇室的开支由国家财政负担，官府同样。国家财政困难，皇族也开始了侵占土地。各阶层的私有土地在这一时期迅速增加。

对外关系

遣唐使，跟奈良时代相比有所减少，有804年、838年。在894年任命了遣唐使，但遣唐使自己提出建议不去，结果停止了这次派遣。这可能由于安史之乱后唐朝衰微有关。

商路方面，在与新罗交好后，也打通了与唐商贸的道路，遣唐使的作用就又降低了。新罗在这一时期逐渐衰弱，国内大乱，出现了许多海盗到日本进行骚扰。在894年新罗海盗入侵对马岛，在对马太守抗击下退走了。此后不久，新罗灭亡了，建立了王建领导的高丽国(935)。

渤海国是靺鞨在七世纪末统一后的国家，疆域在今天朝鲜北部经中国东北的东南部到苏联的滨海地区一带。有过一段强盛时期。从圣武天皇起，渤海国不断派遣使节到日本，目的是得到日本的支援，以防唐朝或新罗的进攻。通交获得的奢侈品也增加了日本财政压力。限制了渤海国使节的每十二年来日一次。直到渤海国被契丹所灭(926)。

日本的外交对象，唐、新罗、渤海三国，不约而同地在十世纪前叶相继灭亡。

文化

平安时代前期文化仍然以唐朝文化为基础，当时中国唐朝衰落，日本的唐朝文化也缺少了生气，但却是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融合。

佛教

最澄、空海建立新宗派，加上天皇大力扶持。发展了基于中国宗派基础上不断完善的新宗派，在日本国内掀起了密教潮流。这一时期的佛教入唐取经热情还是十分高的，一共带回了3000多卷。日本学僧的著述活动也有所发展，留下了600多卷著述。神社和佛寺的融合，神格和佛格的接近等事实陆续发生。在神社中建造寺院，已经随处可见，称为神宫寺。

神不但拥护佛法，还帮助传播。神也接受佛法供养，享受功德。神佛互相依存。

学问

高层贵族散漫不肯学习大学的正规课程，反而学习努力的都是下级贵族和书香门第出身者。

国学方面，国博士水平降低。不过这一时期，私立学校出现了。和气氏设弘文院，藤原氏设劝学院，橘氏设学馆院，在原氏设奖学院等，为本族子弟上大学提供方便。还有一些好心人为百姓讲学而设立的私人学校，后来苦于维持被迫关闭。

学校的内容由明经道转向文章道。考试对作文也是要求很高，导致文章道兴盛。

汉文学在知识分子阶层十分流行。在喜好诗文的天皇带领下，汉诗文风靡全国。出版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

天文学、历学、医学仍在进步，由于阴阳思想盛行，使得这些学问带上了浓厚的迷信色彩。开始迷信一些祥瑞的说法、现象。

文学

日本假名产生，片假名是把汉字偏旁简化，变成用来表音的文字。平假名则是将汉字草书加以简化的表音文字。片假名大概是僧侣们在给经典加旁注和作笔记时为了方便自然创造出来的。平假名可能是在日常使用草体字而产生的。初期的假名都是一个音对应好几种字体，变成今天那样固定的字体，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将假名的发明归功于某个特定的人是不合适的。朝鲜的谚文比假名出现晚的多了，而且造型拉跨(侧面嘲讽朝鲜)。
假名的产生使得人们可以用简单的文字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变成和歌。奈良末期以后，和歌一度衰落。不久后，又突然兴起。万叶集以后又收集编纂了《古今集》十卷。
这一时期，散文出现，有《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土佐日记》等，都是汉文式的简洁文章。《土佐日记》中，有一句话说假名文章是女人写的文章。在公文程式中，还全是汉文。汉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第一教养，知识分子普遍歧视假名文学。直到下一个时代，女人们才将不肯用假名的男人甩在身后，建立了假名文学的金字塔。

美术

这一时期的美术一般称为弘仁时代的美术。密教色彩占统治地位，密教重视事物的客观面貌，表达特色式神秘、幽晦。这种阴暗色调到下一时代才被日本式的明朗和温和代替。

建筑方面不细说了，寺院样式仿唐朝，布局不再规矩，而是因地制宜。神社建筑也变得华丽。春日样式和流样式大概是从这个时期兴起的。

雕刻中木雕最为发达。创造了许多神像、天皇像、佛像。
绘画方面也是密教风格。毕竟画也是宗教画为主。

书法方面，空海赴唐研究，自成一家，奠定了日本书法基础。真迹有仁和寺”三十帖策子“，东寺”风信帖“等等。皇族贵族中也有不少被称誉的书法，可见书法在贵族中也是重要教养之一。

平安时代-2

藤原时代，也叫平安中期，从朱雀天皇即位(930)到白河天皇逊位(1068)为止一百五十年间。以藤原氏为中心的贵族政治发展成熟。庄园制度显著发展。

摄政关白政治

从藤原良房开始，拥立清河天皇而当上摄政。藤原基经担任了摄政和关白，利用新官职巩固了藤原氏地位。在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时代，虽然有一个时期没有设立摄政、关白，但到了朱雀天皇即位时又出现了8岁的天皇，于是基经的儿子忠平又当上了摄政，到了天皇长大改任关白。隔了一代，到了冷泉天皇即位后，忠平的儿子实赖又当上关白。由此开始，每代天皇都设摄政或关白了。摄政和关白形式上辅助天皇，实际上夺取了天皇的权力。

藤原氏在969年击败醍醐天皇的儿子源高明的安和之变(969年，源高明从中央左大臣左迁到九州大宰府)后，没有氏族有实力跟藤原氏族进行抗争了。从这时开始，朝廷上所有的公卿职位，几乎被藤原氏所占。偶尔混有几个源氏出身的，但都不问世事。藤原氏作为天皇外戚上，藤原道长将四个女儿送进四代天皇的后宫，她们所生的孩子便是，后一条、后朱雀、后冷泉三代天皇。

摄关政治本质还是律令政治，是律令政治的形式化和私权化发展到极端的结果。这一时代的政治，以先例作为最高基准。一切活动，都一一参照先例。子孙们把祖先的日记奉为金科玉律，只要按照日记办事，就可万事大吉。政治的形式化，说明社会的发展已经与政治脱节。也说明了政治的无力和威信的丧失，公共秩序已经崩溃，转化成私人关系。天皇的权力被外戚夺取。天皇住所移到了摄关私邸的“里内裹”。

天皇谱系

承平天庆之乱

承平末年到天庆初年(936-941)，在关东和西部几乎同时发生的一场动乱，使那些在平安京做梦的贵族们吓破了胆，这一事件也宣告了律令体制的崩溃。这场动乱中，关东方面叛乱的中心人物-平将门，是桓武天皇的三世孙高望王的孙子。高望王降入臣籍后，赐姓为平，担任上总介来到东国。后来他的儿子担任常陆大掾、镇守府将军，良将也当上了镇守府将军，良兼当上下总介。平将门是良将之子，住在常陆、下总地方，是个弓箭不离身、以战斗为职业的武士。国司土著化和皇族贵族移居地方，是地方豪族兴起的基础表现，律令中的令和格规定国司一定年限调任，国司不能携带亲属朋友赴任，五位以上官吏不得随意离开畿外。这些措施防止国司在地方上培养势力，垄断私利，然而平氏的出现说明了律令制度已经开始崩溃。桓武平氏已经在常陆地方占据了统治地位。平将门把兄弟都干服了但平贞盛跑到了京都，平将门以此为据点，蓄积武力，准备作战，说明土著化的贵族们开始武士化。在职兼营公私土地，职期满了利用地位和名望成为当地土著，变成大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在领地内进行征兵。人民也希望能够上位。平将门在关东横行霸道，干预武藏国的权守和郡司之间的抗争，尽管如此还没有犯下叛国的罪行。后来，在常陆搭救了一个因违抗国守命令而被国守追击的人，并还烧了国守府，活捉了国守，夺下官印，形成了占领常陆的局势，于是成了叛国者(939)。事已至此，横竖都得死，于是开始大肆攻掠坂东各地，袭击上野、下野等国府，赶走国守，夺下官印。后来还有传说他擅自号称新皇，任命百官，择地为都，这些真实性存疑。平将门没有多久，在与平贞盛和下野的藤原秀乡的军队交战时阵亡，叛乱随之平息(940)。平将门占领常陆开始不过两个多月。这一事件加速了律令制的崩溃，平将门的诛灭并非出自朝廷任命的征东大将军之手，而是由地方武士干的。说明武家越发强大了。立了功的平贞盛的子孙便成了后来的平家，藤原秀乡的子孙们在关东发展起来，成了奥州的藤原氏、大友氏、少弍氏、结城氏和小山氏等，这些都是时代必然发生的。

西部地区的骚乱主角是藤原北家的藤原纯友。纯友曾任前伊予的掾，在伊予发动了叛乱。纯友的军队是由海盗成长起来的水军。海盗的名称在天平年间出现，到平安时代开始活跃，活动范围主要在濑户内海。纯友就是濑户内海的海盗首领，率领千余船只，以伊予的日振岛为据点，从事抢夺官物和私财，最后侵入大宰府，掠夺财物并纵火(939)。由于东西谋反在时间上接近，有人认为是合谋造反，但没有具体证据。朝廷的追捕在博多津与海盗交战并击败，纯友逃到伊予后不久被抓处死(941)。东西方的叛乱使得中央威信一落千丈，人民转向了地方的强大氏族寻求保护。公权的私化越演越烈。

参考资料 源平家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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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制度

公地公民转变成私地私民。班田已经完全不执行了，过去的口分田已经变成永久私有地。农民进入国司郡司的庄园。人民想法也开始变化，比起中央官吏还不如到地方豪强那里做宾客门客更合算，实际上就是私民。从平安初期开始，庄园主就开始设法取得庄园不承担租的责任。不输租的特权需要经过国司许可。国司监管庄园派人去丈量土地，征收纳税。但庄园主拒绝使者入内。一旦这种拒绝被接受，那么“不输不入”特权就开始了，庄园制度也逐渐成熟。贵族和神社、寺院容易得到不输不入特权，地方豪族没有这种方便，为了对抗国司，就与高于国司职位的中央贵族拉关系，签订私人的利益关系(将土地收益分成等)，将名义上的所有权转交贵族，地方豪族依旧享有土地管理权。贵族的奢华生活，正是由这些利益关系得以维持，而地方豪族也靠这种关系保住庄园的权利。因此，地方豪族热衷于庄园的扩张，出现了许多大地主大富豪。

政府对庄园进行打击，在延喜二年(902)起，不断下达整顿庄园的命令，但这也是禁止一些没有正式文件，用不正手段占有的庄园而已。地方豪强的庄园已经移交到中央贵族的名下，反而受到了保护。于是整顿庄园便成了保护庄园的作用了。后来984、1045、1055、1069年，下达过整顿庄园的命令，但都没有能够阻止庄园扩大的趋势。班田制已经变成了庄园制。律令制度进一步被破坏。

庄园内劳动力，最初是雇佣附近在住的班田农民，或者使役自家的奴婢和流浪人，后来这些人就渐渐成为庄园主的庄民，定居在庄园里。庄民从领主那里取得耕作权成为“田堵”，田堵集中自家的劳动力或利用其他劳动力来进行自己的耕种，同时向领主提供年贡和杂役。田堵的土地都加上田堵本人的名字，成为“xx名”。“名”本来表示田地的占有者和纳税义务的承担者。后来名就成了地主的代表。名田、名主等称呼由此而来。

参考资料

对外关系

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和日本并没有正式通交。吴越有派过使者来建交，被大臣所拒绝。到了宋朝建立，日本才开始建立通交。用限制交易来计划财政负担。日本禁止本国商船前往中国，当时的贸易主要由宋朝商人单方面进行。日本进口香料、药品、茶碗、织锦等，出口扇子、刀剑、水银等。对僧侣赴宋求法是准许的。寂照在1003年出发，在宋朝深得朝廷信任，埋骨宋朝，没有回日本。成寻因为宋朝祈雨奏效立功，回国时，宋朝皇帝给了他亲笔书信和礼品。

经过五代十国，宋朝的文化没有那么繁盛发展了。日本甚至对宋输出文化。例如，源信将自己的著作《往生要集》托宋商人赠送给天台山，还赠送了其他人的作品如《观音赞》《十六相赞》《日本往生传》《法华经赋》。据说《往生要集》在宋朝深受尊崇。宋朝天台山还希望日本能够带来几部失传的佛书。中日关系出现了罕见的逆转现象。

朝鲜半岛上，高丽已经代替新罗成了半岛的主人。日本采取消极外交政策，没有答应高丽的通交请求。但高丽海盗(997)侵扰九州，到后来刀伊入寇(1019)。女真人侵略高丽遭到高丽追剿后转而入侵日本，甚至在筑前的博多登陆。多亏了当地武士抵抗，击退了他们，防止海盗进一步深入内地。尽管如此，日本的男女百姓遭杀害了463人，掠走了1280人。

在刀伊袭来这件事上，日本朝廷只是有所讨论，却没有对击退海盗的武士们进行奖赏。这暴露了朝臣的无能腐败。

佛教

天台、真言二大宗派名僧辈出。有些名僧还成为了贵族。各宗派之间还发生争执，甚至出现激烈的战斗。加上佛教中的末世思想，使得佛教世俗化。日本的动乱使得人们认为末法时代来临，世界正在走向堕落，佛教的正法得不到实行，破戒、无戒的僧人增多，天灾频繁发生，好像世界处于混沌之中。贵族到平民被这种不安所笼罩。净土教于是出现，劝人通过念佛来实现往生极乐世界。《往生要集》就描述了净土，详细说明了往生之道，许多贵族平民转而信仰此教以求往生，这只是一种逃避的自我陶醉。

学问

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新发展。当时出版的诗文集有《扶桑集》、《本朝丽藻》、《本朝文粹》等。这些诗集都是私人编撰的，不像前代，官方编撰。还有汉和字典《新撰字镜》、《倭名类聚抄》等，可见汉字普及程度。

学问世袭化，文章道方面菅(jian)原、大江两氏世袭；明经道方面是清原、中原；明法道是坂上、中原；算道是三善氏；阴阳道是贺茂、安倍；医道是和气、丹波。学术界求新进步之路被封闭。

文学

《宇津保物语》、《落窪物语》等写实小说。《源氏物语》吸取了前面作品的手法。《源氏物语》是一部描写当时贵族生活的写实小说，也是努力追求更高境地的理想小说。作者紫式部是当时汉文学家藤原为时的女儿，她自身的汉文学功底也很厚，又因在宫中当过女官，体验过上层文化生活，为女性开辟了日本国文学的新天地。继《源氏物语》后，又出现了《狭衣物语》、《滨松中纳言物语》等小说，但都没能达到源氏物语那样高的境界。

日记文学兴盛，继先代《土佐日记》，这个时代有《蜻蛉日记》、《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更科日记》等作品，内容是著者随时记下的个人体验，但都表达了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类似作品还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枕草子》和《源氏物语》是当时文学的最高峰，“紫女”、“清女”之名自古以来家喻户晓。

和歌

在《古今集》之后，有《后撰集》(951)、《拾遗集》，都是模仿《古今集》的，没有超出前人的作品。

美术

建筑方面，贵族出现了“寝殿样式”。佛寺建筑出现“阿弥陀堂建筑”，其中宇治的“平等院”阿弥陀堂保留到现在，还有日野法界寺和大原三千院。

雕刻方面依旧是木像为主。流行内部掏空的“寄木造”，取代了前代的“一木造”。

绘画方面从描写唐朝风物景象转到了描写日本的风物故事。日本色彩逐渐浓厚。

书法方面，日本化倾向显著，藤原行成可称为日本和式书法之祖。

平安时代-3

院政时代，白河天皇退位后实行院政，取代摄关政治，使得国家矛盾激化，加速瓦解。从白河天皇退位(1086)到安德天皇末年(1185)，称为院政时代。

院政指政治实权归上皇，也就是“院”，院设院厅处理政务，院下达的院宣比天皇的诏敕、宣旨还重要。院政最早是后三条天皇为压制摄关权势想出的办法。白河天皇时的藤原氏权威下降，藤原氏的女儿没有怀上皇子。久我源氏崛起，占据了左右大臣职位。

院政时上皇寿命较长，五六十岁，天皇在位时间短。父系尊长监督和指导晚辈的院政制度得以实行。公的律令规范发展成家族关系。

佛教政治

佛教的世俗化，使得佛教与寺院变成浪费和游乐的玩具。白河、鸟语、后白河三位上皇都出家称为法皇。他们出家不是因为体验宗教生活而进行的。白河法皇出家后并没有受戒。他们的出家是为了减轻在世俗的表面责任，实质上是想随心所欲地运用世俗权力尽情享乐。其次他们大兴佛教事业，需要巨额的财源，为此进行横征暴敛，还下令严禁杀生，许多人因此被剥夺生业。皇族贵族进入寺院，后又受命称为亲王。给持有僧籍的人以亲王待遇，就是把世俗的身份制度引入本应超然于俗界阶级和名利以外的僧侣社会。亲王得到了双重身份和待遇。朝廷权力衰微，贵族们逐渐加强了与寺院的联系。在寺院中形成了一股糟糕的风气。

寺院群众势力增长，寺院内部也产生了像贵族一样的等级制度。但贵族不一样，底层群众的势力过于强大，表现出对上层僧侣不满。引起了强诉运动，这种运动是群众为了满足自身愿望向朝廷举行的一种示威。强诉在这个时代十分流行，朝廷甚至派武士加以防范。朝廷不敢动手，佛法的灭亡直接关系到王法，面对僧众的强诉，朝廷常常会妥协。

寺院内拥有强大的武力。世俗化的寺院，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武力，经常用于宗派之间的斗争。在寺院内部，不同阶层之间也有发生冲突。寺院俨然成为一个武装集团，连专门习武的武士势力也要畏惧三分。寺院的上层僧侣贵族化，最后全部武家化。

武家的兴盛

武家在藤原时代已经各地兴起，并积蓄了力量。到了这个时代，强有力的武士大都集中到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出入于贵族之间，在朝廷上占有一定地位，还取得了政治上的发言权，多次参加政变。其中最得势的是平氏，取代了藤原氏，爬上了公卿的高位。桓武平氏祖居关东，经过平将门之乱，平将门的堂兄弟平贞盛诛杀了将门后，在东海蓄积力量。平贞盛的叔父的孩子们在上总、下总耀武扬威最后发动叛乱(1028平忠常之乱)，造成的损害比平将门时还严重。源氏的源赖信担任讨伐使，最后平贞盛的叔父的孩子被捕，在押送途中病死。这次动乱后，平氏在东国势力日渐衰败，源氏代而兴起。

这支源氏是清河天皇之孙经基后裔的清河源氏。经基时恐惧平将门而拒任武藏介，武藏在平将门老家旁边，于是经基被说武艺不精。经基的儿子在朝廷当武官，巴结藤原氏，因而巩固了源氏的地位。赖光、赖信等人也继承父业，讨好藤原摄关。源赖信担任甲斐太守，平定平忠常之乱，升至四位，任美浓太守。赖信儿子赖义任陆奥太守、镇守府将军，恰逢陆奥豪族安倍赖时父子俩叛乱，赖义率其儿子迎战，苦战12年平定叛乱(1051-1062)。12年中分为前九年合战和后三年合战。赖义经过多年奋斗平定叛乱，提高了源氏在东国的威望。贵族信赖赖义的武勇，地方豪族纷纷捐献土地请求保护，源氏威名达到顶点。但政治上，赖义还是受制于公家，赖义也没有想摆脱。源氏的威势也没有继续壮大。赖义的后代也没有很大作为，只能勉强继承家业。源氏发展停滞，此时平氏又在中央恢复势力，取代源氏。

平氏是比源氏更早兴起的地方武士，但在巴结中央贵族上不如源氏，并屡屡出现叛逆者。但此时，平氏乘着院政风行的时机，与院相勾结，在院的庇护下扩张势力。最早的是平贞盛的后裔平正盛，在伊贺、伊势拥有领地，进京后担任要职。后来把私领的伊贺国两村献给白河法皇，成了警卫太上皇宫院的北面武士。担任因幡太守后，出兵镇压源义亲的叛乱，斩杀了源义亲。平正盛还协助法皇造佛寺，连任若狭太守，又建造白河的阿弥陀堂，连任备前太守。平正盛通过捐献来获得国司延长任期，扶植了同族在西部各地的势力，还博得了院的欢心。平正盛的儿子平忠盛也不逊其父，历任西部各国太守，因追捕海盗武名大振，帮助鸟羽法皇办佛事，建寺塔。到了平忠盛的儿子平清盛时，已经成为了半公家了，与上层贵族为伍。

参考资料

保元之乱

保元之乱(1156)，由于院的好恶造成皇位继承不合理，因而产生上皇和天皇之争，暴露了公家在道义上的堕落，没有能力负担处理国政的重任。自嵯峨天皇以来340年没有执行的死刑又恢复了，出现了子杀父的现象。

保元之乱后三年又发生了平治之乱(1159)，新势力开始接替旧势力。

补充：

保元之乱，以鸟羽法皇的死为契机，崇德上皇掌握朝廷院政实权，后白河天皇动员武家武士(平清盛等人)先发制人攻击崇德上皇，崇德上皇被流放到讃岐。

平治之乱，后白河院政不满平清盛势力太大，让源义朝打击平清盛，平清盛去熊野朝圣时，源义朝端了平清盛老家，平清盛回来后直接把源义朝干碎，流放了源义朝的儿子源赖朝，源赖朝是后来镰仓幕府的缔造者。

参考资料

平家夺权

平清盛模仿藤原氏，将女儿送到高仓天皇的后宫，生了皇子。武家崛起，但发生了许多傻逼的事情，例如幽禁法皇，突然免职朝官42名，迁都福原，火烧东大寺、兴福寺等等。平家并没有作为新兴势力取代旧势力的使命感，只是将一家一族的繁荣和利益放在第一位。

文化

中央贵族文化为主，地方文化相对滞后。从平安时代到藤原时代，皇族子孙移居地方，带去了文化。地方势力的庄园也有文化产生。还有地方佛寺传播文化，使得中央文化向地方辐射。地方的佛教建筑耗费巨大，规模宏大。奥羽六郡之主藤原氏在其住地兴建寺院中尊寺。西南的丰后富贵寺。还有安艺的严岛神社，今天的神社规模还是平清盛担任安艺太守时规定下来的。临海的社殿布局，融入寝殿样式。严岛神社供奉的是平家一族的守护神。高仓上皇也曾来巡幸。

历史故事出现，以《大镜》《荣华物语》为代表。叙述了藤原氏荣华的来龙去脉，开始使用假名记录，说明历史普及和大众化。《大镜》还加了来自平民阶级的补充和批评。武家文化逐渐占据主流。

绘画方面，这个时代比较知名的有《源氏物语》画卷四卷、《信贵山缘起》、《粉河寺缘起》、《伴大纳言绘词》、《饿鬼草子》、《病草子》、《地狱草子》、《鸟兽戏画》等。不少批评了贵族和世俗的丑恶。

音乐方面，田乐流行，说明了贵族文化的颓废，与宫廷舞乐相对的滑稽的散乐(猿乐)，虽然从上一代开始流行，但到了这一代成了一种滑稽动作加上奢侈华丽服装的集体舞蹈，到处表演，大为流行。永长元年(1096)，京都的市民、贵族的侍卫等开始昼夜不停地演出田乐。

中世

武家政治

保元之乱(1156)，体现了崩坏的旧体制，也体现了武家的实力。保元之乱开启了武家时代和中世。但武家政治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公家政治。拥有可以颠覆公家政治的势力-平氏，这时还是一心向往公家政治传统，是一个半公半武的存在。一旦平氏失势，就会遭到两个极端派公家和武家的夹攻。剿灭平氏的武家是源氏的嫡系源赖朝。源赖朝不模仿平氏，而是明确自己的作为武家的立场，发展武家势力最后取代了分崩离析的公家政治，建立了号令天下、健全的武家政治。武家政治在公家体制崩解后出现，给失望的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重振国家、复兴文化。武家政治的历史后来持续了长达700余年，其一半原因可能就在于武家政治一开始就有了伟大功绩。武家政治被看作违背天皇亲政本义的变态政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天皇之所以能够避开政治的焦点，永远保持太古以来的宗教权威和血统的纯洁性，不能不认为是武家政治的结果。武家政治统治的时代，称为武家时代。由社会的基本结构来说，可以称为封建时代，但在长达7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文化形态，都产生了种种变化。一般把这个时代大体上分成中世和近世，这两部分又分成两三个小时代。下面叙述武家政权建立的时代，即由源赖朝开始的镰仓幕府150年间的历史情况。

讨伐平氏

武家政治的创世人源赖朝，是清和源氏的嫡系源为义的孙子、源义朝的儿子。爷爷源为义在保元之乱时加入了上皇的一方，失败后被爸爸源义朝杀害。爸爸义朝策动平治之乱失败，在逃亡东国的途中被家臣杀害，儿子源赖朝被平家捕获，留下了一条命，被流放到伊豆。正在源氏嫡系这样连遭厄运的时候，平氏的势力直线上升，就像一百年前源平势力逆转一样。来自各方面的对平氏的专权产生不满，以后白河法皇为中心，企图打倒平氏，但计划未遂，反而加强了平氏专制(1177)。源氏一族的源赖政企图拥立法皇的儿子以仁王来打到平氏，也没有成功(1180)。但是，这时以仁王发出的讨伐平氏的檄文，传到了分散在各地的源氏耳里，成为源氏一族企图挽回危机的契机。在伊豆流放地度过了20年岁月的源赖朝，这时也站了起来。源赖朝首先打败了伊豆韮(jiu)山的山木判官兼隆。可是，之后在石桥山一战中，却败给大庭景亲等，勉强逃到了安房。东国许多豪族知道赖朝举兵后，纷纷响应，前来助战。因此一个多月后，赖朝便占领了相模的镰仓，以此作为根据地，以图再起。平氏派平维盛为将，领兵追讨源赖朝。在富士川对垒，维盛害怕赖朝的威名不战而逃。赖朝接受麾下的进言，没有追敌而是退守关东，打下了源氏兴盛的基础(1180)。此举决定了整个武家政治的命运。他不模仿同族的源义仲，并且排斥平氏的贵族化，保持武家的坚定立场。源义仲是源赖朝的堂兄弟，源义仲奉以仁王的命令举兵，但不与源赖朝合作，独自计划从信浓去北陆道，在越中的蛎并山打败平氏军队，以破竹之势进军京都。平氏携天皇、神器跑到西部地区，于是源义仲拥戴逃到叡山的法皇进入京都(1183)。源义仲在信浓山中长大，毫无教养，入都后的作为无不受到京都人嘲笑，其部下也毫无纪律，法皇很快就对源义仲失去信任。现在法皇盼望源赖朝进京讨伐源义仲。源赖朝很早就在京都享有威望了，法皇对源赖朝抱有很大希望。源赖朝受到法皇的命令后进京，自己却没有亲自前往，而是让弟弟范赖、义经代为进京，负责讨伐源义仲。范赖、义经打败义仲的军队后，进入京都，源义仲在近江粟津身亡。接着两人受命西下讨伐平氏，在福原打败平氏，给予平氏重大打击。此后，义经守京都，取得法皇信任，升官加爵。源赖朝对源义经的行为感到愤怒，因为义经跟平氏一样的想要取得公家地位，进入公家上层。赖朝撤了义经，交给范赖一个人，但事情进展不顺利，只能用义经，最后，义经在屋岛袭击平氏，终于在壇浦全歼平氏(1185，寿永四年)。

源平合战图解

武家政治的开始

赖朝在递给法皇的奏本(1181)，本意只是要除掉法皇的敌人平氏，如果法皇觉得没有必要，完全可以平源同时效忠朝廷。与平氏对半分，维持全国治安稳定。严守武家的治安职责，书里也强调朝政应有国司负责，作为武人应该置身政治之外，一心加强自身实力，负责保卫国家。远离公家政治势力，恰恰发展了完全区别于公家的武家政治。

然而事情并不顺利，法皇特别庇护与赖朝不和的义经，想以此来抑制赖朝的势力，甚至下令讨伐赖朝。赖朝采取实力追讨义经，同时采纳大江广元的建议，请求朝廷授权在各地设守护以追捕叛逆，无论公私地，一律设置地头，每段地征收五升兵粮米，文治元年(1185)，朝廷同意了这一请求。说明了赖朝已经把国家警备权收入囊中了，还掌控了土地的管理权和征税权。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武家政治的实质性开端。这一事件，是赖朝经过朝廷的批准的。说明赖朝的武家政治取得了公家政治的认可。赖朝这一年奏请罢免与义经有牵连的朝臣，让九条兼实担任内览(类似于摄关)，确定十名议奏公卿等等，把朝廷控制在自己手中。兼实位列朝臣首班，为赖朝卖力，赖朝意识到了自己有地位、有能力建立新的政治体系了，给兼实的信中说道，现草创天下，乃上天所赐。

义经被赖朝追捕逃到畿内，给了赖朝设置守护低头的借口。义经躲不了一世，又跑到了奥州寻求藤原氏的庇护。赖朝抓住机会顺便把藤原氏也给灭了。赖朝平定全国后，于建久元年(1190)进京谒见法皇和天皇，受命担任权大纳言、右近卫大将。不久以武家和朝官相矛盾为由辞去二职。建久三年(1192)法皇驾崩，公武稳定后，赖朝当上征夷大将军。称武家首领为将军，从此开始，武家首领居所成为幕府。

守护的设置和追讨源义经

武家政治机构

武家政治机构各方面与律令政治机构相对立。律令政治按照制定的法典去约束社会。武家政治是按照自然成长的社会实际情况，制定法律和树立制度。

武家的中央执行机关叫作幕府。本质是将军司令部的意思，与政治无关，这个名称开始使用的时候是赖朝当上征夷大将军以后的事情。镰仓幕府的机关最重要有政所、问注所、侍所。最早开设的是侍所，治承元年(1180)，赖朝以镰仓为根据地，建立作为家人值勤侍卫的场所。侍所本身是一种家政机构，处理有关侍卫执行任务的场所，权势家族都有设置侍所。赖朝把控制家人作为自己势力的根基，所以侍所非常重要，平时统率家人，战时阵前指挥军队。公文所设立于寿永三年(1184)，由大江广元担任别当，中原亲等数人担任寄人。公文所在赖朝位列公卿后就改为政所。政所是模仿贵族的家政机构建立的，一开始用来处理源氏内部家政，后来权力提高，开始处理广泛的政治问题。别当改称执权。到了北条时政担任执权后，就成了北条氏世袭的职位了。问注所也设立于同年(1184)，以三善康信为执事，处理众人申诉的机关。本来申诉由政所处理，但赖朝有意从政所分出来，另设一机关，说明诉讼繁多，也说明重视司法公平。

综上所述，幕府其实就是赖朝的私人家政机构发展而来的，它起源于贵族的家政制度。可以看出幕府模仿贵族的心理。另外，在幕府担任要职的大江广元、三善康信等人也是京都的书香门第，在京都怀才不遇，不如到镰仓幕府。到了执权政治时代，北条泰时设了11名“评定众”作为执权的顾问，处理重要决策。到了北条时赖当政时，设置数名“引付众”，专门负责诉讼事务。

地方机关，有特别行政机关，京都守护、镇西奉行、奥州奉行。日本其他地方，则普遍设置守护和地头。京都守护是代表幕府驻京都的派出机关，负责朝廷与幕府间交涉，维持京都的治安和掌管家人的诉讼等。最早是义经担任，后来北条时政代之，不久又由赖朝的妹婿一条能保担任。承久之变后，幕府痛感京都守护重要，又在京都设了南北六波罗一职，由北条泰时、北条时房担任，负责警备京都、监视朝廷。三河以西各地的行政司法也归南北六波罗管。大事听幕府，小事可独断。首脑为六波罗探题，由北条一族担任。
镇西奉行掌管九州的军事、警察以及家人的事务，幕府给九州的命令由奉行下达。由于九州离关东较远，而且还是平氏以前的老家，所以设立一个机构。文治二年(1186)任命天野远景为首任镇西奉行。
奥州奉行是赖朝征服奥州之后，为了统率当地家人设立的职位，由葛西清重担任。

守护是每国一人，各国设立地方机关，与地头一起，都是维护幕府统治的基础。正式设立的年份一般说是文治元年(1185)。初期的守护可能仅负责追捕叛逆者，并在军事上指挥所管辖地区的家人。后来才规定法定任务是统率地区内家人和担任区内治安、警备等工作。征税等事务则是由地头来担任。

守护是地方军事力量的代表，担任守护的都是源氏有势力的家人。特别是赖朝时代，担任守护的都是赖朝创业以来的功臣家人。到了执政政治时，变成了北条氏独裁政治的时代，守护的职务也被北条觊觎，重要地方的守护，由北条氏独占。

地头本来是庄园在现地设立的一种庄官，由当地有实力的名主担任。他们负责管理庄园，并将庄园一部分收益收为己有。这些地头，都是当地的豪绅，赖朝利用这一旧有的机构，在所有庄园、公领设立地头，派自己家人去担任，在文治元年(1185)得到敕许。于是地头由过去私人的、局部的职员变成了正规的、普遍额机构。通过幕府家人的渗透，形成了镰仓幕府在地方的力量，构成幕府在基层组织的意义。地头的设置遭到庄园主的反对，在承久之乱后，幕府势力大幅增强，没收了与动乱有牵连者领地三千余处，分赏给有功的社寺和将士，大量补充了地头。

总而言之，幕府通过守护行使对全国的军权，通过地头行使对全国的财权。幕府的统治机构，建立在守护和地头作为家人统属于将军的关系上。因此被看作封建政治。封建的概念跟中国周朝时，周天子的分封制有点不同，更多的吸收了西方的概念，重点在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人与土地的结合关系等社会结构的特点上。这种主从关系在律令时就开始存在了，随着律令约束力下降，人们依赖私人庇护的情况加剧，和权势结成主从关系，处于隶属地位的家人不断产生。作为武家的平氏源氏，周围也聚集了许多家人，家人在当地是拥有土地的名主阶层，他们为了使土地有所保护而投靠了主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和道义上温暖的人与人的关系，超越了契约观念。这种关系构成了幕府的实际基础，使得社会更加人性化。

参考资料

镰仓幕府初期

镰仓幕府末期

财政来源

关东分国和关东御料制度。关东分国是赖朝在文治初年下赐九个知行国，分别是伊豆、相模、上总、信浓、越后、骏河、武藏、下总、丰后，推荐家人到九个国担任国司，掌管国务。关东御料指赖朝在没收平家土地以后所获得的庄园的权利，其中有部分赏赐给地头和家人，剩下的是将军直辖领。以上大概就是幕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武家政权的建立

武家政治不否定公家政治，承认朝廷在地方上所设的国司和其他贵族机构权利。对朝廷的命令极为尊重，表现出传统的国民感情。这是武家政治不彻底的表现，会让公家势力以为武家软弱，让公家觉得自己又行了。幕府的内讧及其他原因而削弱时，公家势力反抗就越强大。承久之乱就是这种公家反抗武家的典型表现。这件事结果成了确立幕府政权的重要里程碑。

赖朝在世时，由于朝廷内部势力变化，朝廷与幕府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到了正治元年(1199)53岁的赖朝死去，无人继承，幕府内部纷争加剧，导致朝廷对幕府采取了攻势。幕府内部的北条氏企图取代将军，夺取幕府实权。此前，第二代源赖家被幽禁修善寺，并遭杀害，第三代源实朝在朝廷当官，官至右大臣，在拜贺八幡宫时死于非命。源氏将军传至三代而亡。幕府的创业功臣畠山重忠、和田一族等也相继灭亡。这意味着北条氏势力的增大，最后到京都去寻求继任将军，结果迎立了赖朝的一个远房亲戚，赖朝侄女所生的九条道家的儿子九条赖经为将军，使人更加怀疑了幕府政权的稳定。当时朝廷由后鸟羽上皇执行院政，上皇一心要打到幕府，确保院政实权。承久三年(1221)一个以上皇为中心的倒幕计划实行了，即承久之乱。然而结果是上皇和朝臣们错了，幕府表面上削弱了，但幕府的武家政治机构纹丝不动。镰仓家人们对将军仍然忠心耿耿，在赖朝的继室(原配死后再婚的妻子)的激励下，众将奋起，以二十万大军，从东海、东山、北陆三路像潮水般涌向京师。京都守备一触即溃。朝廷讨幕令旨下达仅一个月，京都就被幕府军队控制了。动乱平息后，主谋的公卿和为首的武士全部处斩，牵连者没收土地，对皇室则是将后鸟羽上皇流放到隐歧，顺德上皇流放到佐渡。让后鸟羽上皇的哥哥行助亲王主持院政，废黜今上天皇(仲恭天皇)，改立亲王(后鸟羽上皇的哥哥)的儿子茂仁王(后崛河天皇)为天皇。一改之前赖朝对公家朝廷的态度。幕府公然对抗公家政治由此开始，前文提到承久之乱后幕府在各地的机构设立，幕府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承久以后到蒙元入侵为止，大约六十年间，是幕府政治的全盛时期。形式上是北条氏的执权政治，内容上则是充分发挥了公正、廉洁、爱民的善政。北条泰时和北条时赖也是人才。泰时除了设立“评定众”还制定了“御成败式目”51条作为武家法制的基础。“御成败式目”发布于贞永元年(1232)，也叫“贞永式目”，对后来的武家法制，影响很深。公家和武家的律令和式目不同，作为法典来说，式目不能与式目并列。式目的目的在于给裁判公正，适用范围也限于幕府势力圈内，不包括公领和庄园的领家。式目内容是建立在武家社会节操之上的，具体规定主要有：守护地头的职权、家人的身分财产，特别是领地问题。比起公家法制，加重了刑罚，提高了女子地位以及加强了亲权等。对诽谤罪，重则流放，轻则监禁；对打人罪，武士没收领地，无领地的处以流放。与律令相比，处罚要严重的多。其次是女子可同男子一样继承领地成为家人。无子时可使养子继承领地，父死后，母可代父行使亲权。此外，妻妾即使离婚，只要不犯重罪，其夫不得收回领地。这些与主张重男轻女的律令相比，明显扩张了女权。亲权在律令中，虽然很高，但式目规定父母即使把领地交给子女并取得幕府同意时，仍有权取消决定且把地给其他子女。这些时根据没有受到律令法影响的民间习惯演变来的，随着武士社会地位上升的，这些都作为武家法律固定下来。

继泰时之后的时赖，也很注重民政。在幕府设“引付众”，以期更快地解决诉讼。据传说，他在出家后仍微服巡访各地，关心民间疾苦。

承久之乱

参考资料

武士的生活图

蒙古来袭

北条时赖死时，他的儿子时宗年龄还小，由同族老臣担任执权。文永五年(1268)，幕府接到蒙古第一次通牒时，时宗已经18岁，担任执权了。他对此显示了敢于奋起迎敌的气概，最后击退蒙古。

镰仓幕府初期，十二世纪末的远东，朝鲜半岛由高丽，满洲和中国北部的金和中国南部的南宋分别统治。蒙古在北方兴起，铁木真统一了蒙古的全部部落，建立了蒙古国，即位大汗，接受成吉思汗的称号(1206)。从此，蒙古扩张，灭金，降服高丽，平定了云南、西藏、安南，西部就不说了最远到德国和埃及边界。到了第五代忽必烈(元世祖)，迁都北京，定国号元，灭了南宋，统一中国，并派兵到暹(xian)罗(暹罗是泰国的前身)、柬埔寨、缅甸等国。

对于东方仅剩日本，忽必烈也想要将其置于统治之下，文永五年(1268)，派遣使节，携带国书到日本要求建交。建交后却表以武力威胁。幕府拒绝了来使，并做好充分准备，以应付不久即将发生的坏事。元朝后来又派来使节，先后通牒五次，但每次都被日本拒绝了。文永十一年(1274)，蒙古和高丽联军三万人，乘战船九百艘来犯日本，幕府大惊失色，元军攻陷了对马、壹岐诸岛，进入博多湾，开始登陆，日军形势不利，退守大宰府水域，恰逢当夜刮起暴风，使敌舰损失惨重，残余敌军暂时撤回朝鲜，文永之役就这样结束了，给了幕府重大教训，于是幕府重整兵马，在博多沿岸构筑石垒，使元军无法登陆。修筑石垒工役由九州家人平均分担，费时五年。加强水军。“异国征伐令”激奋人心，多数家人纷纷向镇西奉行报告自己能动员的兵员和武器数量。幕府的力量始终用在海岸的防御上，这时元朝正图再举，在高丽设立征日本行省，统辖远征日本事务，弘安四年(1281)，计划出动东路军4万人，分乘九百艘船从高丽出发，江南军10万人，分乘3500艘船从宁波出发，两军准备在壹岐会合后进军博多。元军为长期远征起见，准备了农具，计划登陆后实行屯田。但实际上两军没有取得联系，东路军首先发动袭击，在日军的抵御下，无法登陆，日军还发动奇袭，烧毁敌舰，捕获敌将，处于有利态势，使一时占领博多湾内志贺岛的敌军退到了壹岐。之后与江南军在平户岛会合，在鹰岛集结，进攻大宰府。这时正值台风季节，闰七月一日夜(新历八月十六日)台风袭击了玄海滩，元军船只几乎全部覆没，部分残军盘踞鹰岛，后来也被日军击溃，弘安之役结束。

当时国难当头，幕府不但制定了防御计划，还祈求神佛。时宗用血写下经文，祈祷打败元朝。自古以来，注重祈祷的朝廷更是倾尽全力祈求神佛保佑，龟山上皇在伊势神宫祈祷，愿意以身殉国难。因此，当人们知道两次来犯，文永和弘安之役，都因暴风而被击退时，便把它归之为神佛的灵验，有种像是犹太人被上帝眷顾的优越感(这就是国运吗)。

幕府的衰落

元朝在弘安之役失败后，还曾想发动第三次远征，但由于元朝国内形势无法实现。幕府却兢兢业业地加强沿海防御，出现了财政支绌，家人苦于负担等事情。对于两次战役的行赏问题，也使得幕府陷入困境。由于这些战役没有获得利益，因此没有可赏赐的财源，反而招致原土地所有者的怨恨。四面八方都发出了诉苦，家人的贫困，这时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家人的经济基础建立在领地收益上。随着时代的推移，家人中间受到贵族文化的影响，生活水平提高了致使收入变得不足。特别是这个时代法律规定，领地原则上是分割继承(父死众子继承)，因此造成领地日趋零散，支出增大，收入减少。家人中典卖领地的日益增多。维护幕府的家人们阶层出现了动摇，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幕府为救济家人，永仁五年(1297)，下令禁止今后典卖领地，对以往业经卖出和典出的领地，除了经过幕府承认，入手经过二十年以外的，其余一律无偿归还原主，有关金钱借贷诉讼，一概不受理。这就是永仁德政令，家人们受益，但其他平民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幕府践踏了政治公正的信条。家人虽因此一时得到救济，但由此引起的金融梗塞，不久使家人陷入困境，民心动摇，幕府威信下降。除了外在压力，内部北条氏也出现了衰败。时宗在弘安战役结束后三年就去世了，后来也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执权，实权落到了部下权臣，直到高时时期。

社会经济情况

镰仓时代的社会阶级可以分成公家、武家、平民、贱民四种。

公家依旧担任高官，拥有庄园领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的地位和实力。只是没有过去那样专制的权利，凡事受武家牵制，领地受地头侵占等。

武家内部身份差别，“侍”和“郎从”之间，就有很大区别，侍是战时骑马上阵的武士，郎从多是跟随侍徒步出阵的从者，平时，侍是农村的名主，在村内构屋居住，郎从寄居于侍的屋，研习武艺为侍服杂役。其次根据与幕府的关系，侍又分为家人和非家人。家人是源氏的历代家臣以及赖朝创业以来新加入家人行列的人，是幕府直属武士，在侍中拥有很高地位和权利。在地方农村，这些家人就是地头，在村内重地建房居住，房屋周围挖沟筑垒，十分威风。“堀(ku)内”等地名表示家人居住的遗址。

平民指一般农民、百姓，这个时代对他们有特殊称呼“凡民”。他们多数是从事生产的农民，其中也有拥有土地的名主和佃(dian)耕名主土地的佃农、农奴等阶层。此外，各村还有铁匠、木匠、竹柳工匠、瓦匠等手工业者，其他也有从事物流业、商业等属于平民阶层。贱民包括奴婢、下人、杂人等，并不像律令制度的贱民那样有严格的身份规定。农村的名主用这些下人耕种土地。奴隶的来源多靠买卖，拘捕。有还有些平民因为从事某些行业而被歧视，如屠宰、制革、游艺、巫祝、守陵、殡葬等。

幕府在政治上依靠地方家人，同时经济也是主要靠地方农村名主的活动。在律令时代时，名主上面有官吏管制，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官吏，但地头专横，但地头也是地主，一般不会为难其他地主。名主们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自发地开垦耕地，建造水利工程，利用畜力，一年双收普及等。名主还通过兼营商业开辟了广泛经济活动。负责年贡米的贮藏、保管、运输、买卖的商人，叫做“仓本”或“问”，最初是由庄园内富裕的名主担任的。

当时各地都设有定期市集，买卖各种商品，商人根据当地名主所贮藏的剩余产品和他们的消费欲望来制定买卖计划。日本在村上天皇时铸造乾元钱以后，就再也没有铸造钱币了，钱币使用出现衰退，后来随着和宋朝的贸易开展，宋钱流入了日本，钱币又开始在社会上流通。由于钱币的流通和商业的发展，有的人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于是有了经营酒店和放高利贷的人。他们拿贫困家人的土地作抵押，或是买下他们的领地，这些活动都动摇了幕府的力量。这个时代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还有商工业者组成的同业间的行会“座”，庄园领主为了征收关税而在交通要道上设立“关所”，为方便远距离商品交易而设立的汇兑，平民间互相在经济上通融资金的信用组织“赖母子”，运输专业者“马借”等等。

文化

这个时代的文化直接反映了政治形势，可以分为公家文化和武家文化两个互相对立的内容。公家文化是表现出的是眷恋过去、逃避现实的惰性。

武家文化虽然粗野，但有精神、有实践性，迅速形成了新文化。公家文化也开始吸收武家文化，武家文化也受到公家文化影响，互相影响。外来的宋朝文化也影响着日本文化，与隋唐的形式的、训诂的文化相比，宋文化是唯心的、道德的以及平民化的。它以禅宗和宋学的形式影响着日本文化。

佛教

镰仓时代的精神文化由于佛教新宗派兴起，佛教界出现革新。净土宗、真宗、时宗、禅宗、日莲宗等新宗派，都是这个时代出现的宗祖所创立的。思想和历史特点就不一一介绍了。旧佛教内部革新也在缓慢进行，有建寺的，有渡宋取经的，有救贫行医的。

学问和文学

公家学问没有什么新发展，基本是通过赞美古代，研究古代思想，出现了《世俗浅深秘抄》(后鸟羽天皇著)、《禁秘抄》(顺德天皇)那样的有关典章制度的著述，没有发展到成为一种学问的程度。回顾思想也涉及到古典方面，出现了卜部怀贤(卜部兼文)的注释《释日本纪》(《日本书纪》的注释)、首次为《古事记》加注释《古事记裹书》，另外僧先觉为《万叶集》校订加注，源光行、亲行为《源氏物语》校勘作注。

这个时代的学问中最有特色的，首先是宋学传入。宋学是儒学由汉唐的训诂学进而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发展成为带有明显的思辨哲学特点的、探究人的本性、注重道义、主张知行合一的学说，最早由俊芿(reng)传入日本，后来随禅僧传播，由于宋学精神和禅宗特点一致，加上在中国盛行禅儒一致，因此禅僧之间宋学盛行。后醍醐天皇跟僧玄惠钻研宋学。

第二个特色是，这个时代出现了具有特色的史论史籍，如九条兼实的弟弟、天台座主慈圆著的《愚管抄》。《愚管抄》把日本历史的演变，看作是道理的显现，从这一立场出发进行叙述和评论，其中参杂佛教的末世思想和贵族阶级立场的局限。但是在日本这是最早用哲学思想概述历史发展的著作。

武家学问

武家学问，也是一种普及到地方的学问。幕府从三代源实朝的时候开始，对公家学问有着热烈的憧憬，从那时起武家也兴起好学之风，设立了号称关东学问渊丛的金泽文库。金泽文库开始是北条泰时的侄子北条实时在他别墅所在地武藏的金泽(今横滨市金泽町)设立的文库，收藏其家藏图书，供族内研究。到了他孙子的时候还在经营文库。

文学作品中，分为两种，一种是因袭前代的公家风格，一种是新兴武家精神风格。和歌、故事集等属于公家风格，战争小说则属于武家风格。这个时代和歌集有《新古今和歌集》(1205)、《后拾遗》、《金叶》、《词花》、《千载》再加上前代的《古今》、《后撰》、《拾遗》合称“八代集”。《新古今集》继承发展了《古今集》的歌风正统。藤原定家和藤原加隆一起奉后鸟羽上皇敕名编撰了《新古今集》，藤原定家是当时的和歌大师。据说当时任何在和歌方面非难藤原定家的人都要受到惩罚。由此藤原定家成了和歌道的世家。定家的三个儿子分成了三家：二条、京极、冷泉。

故事集有《古事谈》、《宇治拾遗物语》、《古今著闻集》、《十训抄》等。这些大都取材于前代的公家生活，眷恋失去的荣华富贵，或是在无情现实中吸取教训。《宝物集》、《沙石集》等是佛教故事集。随着京城和镰仓之间交往频繁，出现了《海道记》、《东关纪行》、《十六夜日记》等纪行的文字。随笔则有《方丈记》详细记述了安元大火、治承大风、福原迁都、养和饥馑、元历地震等接二连三的天灾、人事更替，述说了世事无常。历史故事有《水镜》、《今镜》，都是受《大镜》体裁的启发，对其前后时代加以补充的作品。《水镜》从神武天皇到仁明天皇，《今镜》由一条天皇到高仓天皇。

以上大体是具有公家风格的作品，武家风格的战争小说则有《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等等。这些都是以源平以来的武家兴亡、大小多次战斗场面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男女哀愁离别等为题材，从武家特有的刚毅人生观、佛徒的无常厌世观以及因果报应观的立场出发，用夹杂汉语和佛语的简洁明快的假名文字来叙述、评说的作品，开辟了与公家风格截然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题材和文体，雅俗共赏。尤其是《平家物语》，出现在市井的一些琵琶师的口中。文学成为了各阶层人民的东西了。

美术

特点是素朴雄劲，克服了前代的纤细优美，具有个性、写实的特点。

建筑方面，首先是因袭前代的风格特点的叫做和式(石山寺多宝塔、兴福寺北圆堂等)，其次是天竺风格(东大寺南大门)，第三是和式新派(东大寺法华堂的礼堂、唐招提寺鼓楼等)，第四是唐式(圆觉寺舍利殿)，第五是折衷式(河内关心寺本堂)。

住宅建筑，新兴武家样式，以贵族的寝殿样式为基础，加上了新东西。寝殿样式是将许多建筑物并排建造，武家样式则是将一栋主房分成数个室，设有大门外厅等。

雕刻，这个时代雕刻盛况与奈良时媲美。出现了许多雕刻人才。优秀作品有，东大寺的重源像、兴福寺的世亲、无着像、镰仓明月院的上杉重房像、镰仓建长寺的北条时赖像等等，还有镰仓大佛–高德院的阿弥陀铜像。

绘画，有佛画、连环画卷、肖像画等多方面的发展。保存到今天的优秀作品有，战争画卷《平治会战绘卷》、《蒙古袭来绘词》、《后三年会战绘词》；描写社寺起源的《北野天神缘起》、《春日权现验记》、《石山寺缘起》；高僧传记《一遍上人绘传》、《法然上人绘传》、《鉴真和尚东征绘传》；故事文学《紫式部日记绘卷》、《西行物语绘》、《绘师草纸》等等。肖像画有《三十六歌仙图》、《后鸟羽天皇宸影》等。

书法方面，继承藤原行成-流派的世尊寺流派盛行同时，也有一股宋的新风朝随着禅僧回国兴起–“御家流”。

工艺方面，适应武士需要的甲胄、刀剑等武具制造，有了显著进步。明珍代代从事甲胄和刀剑制造，京都有粟田口吉光，镰仓有冈崎正宗，备前有长船长光等，金工、漆器等也有发展，其中陶器引人注目。当时加藤景正跟随道元渡宋，学习制陶法，回国后在尾张建立窑，主要烧制茶壶，后来子孙继承，发展成了濑户烧。

公武对抗

时代趋势

镰仓武家统治体制在承久之乱后得到一元化，但公家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公家继续通过朝廷的官位和庄园领主的身份，保持其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一旦武家势力衰退，公家就会趁机反扑。正中，元弘之变，建武中兴，这一系列政治事件虽然是公家势力胜利的历史，但公家没有足够的准备和实力长期保持这种成功。在武家势力的反抗面前，公家中兴的局面顷刻瓦解，从此开始了武家专权政治的第二阶段。公武对抗的过程，在日本历史上处于所谓建武中兴和南北朝时代，它不仅是皇室历史上的重大异变，还是武家政治发展到新时代的过渡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古代到中世庄园制发展到近代一元领国制的开端。

公家的情况

公家策划政治中兴的中心人物是后醍醐天皇，在这个计划，朝廷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历史情况。皇统分歧，后嵯峨天皇的两个皇子后深草天皇和龟山天皇两派，前者称为持明院系统，后者称为大觉寺系统。这两派的继承皇位之争加上院政干预、幕府干涉，问题就纠缠不清了，造成了镰仓时代后半期公家混乱的历史。针对这种情况，幕府采取了两统迭立方针，承认两统交替即位。后来大觉寺系统又一分为二，，事情就更复杂了，各派的候补太子要排队，按顺序继位，候补期已经定到很久很久以后。后醍醐天皇是大觉寺系统后宇多天皇的第二皇子，它身处这一迭立的漩涡中。天皇与僧玄惠一起钻研传入的宋学，热衷于大义名分说，其《建武年中行事》、《日中行事》等著述表明他对日本历史有很深的造诣，也是他行动的思想根据。加上后宇多法皇也有革新思想，因此在后醍醐天皇即位三年后，就亲自废除了长期沿袭下来的院政，恢复天皇的新政。消灭院政后，自然就轮到幕府了。

参考资料

镰仓末期皇统图

幕府的灭亡

经过长期运营的镰仓幕府，虽然已经式微，但实力仍不可小觑。幕府的灭亡实际上经过十年的岁月、再次失败和天皇被流放之后，依靠武家的协助才得以实现。天皇最初计划派近臣日野资朝、日野俊基到各地方募集勤王武士，正中元年(1324)先以齐集京师的武力，打击京都六波罗。但计划泄露，武士被杀，日野资朝被流放到佐渡(正中之变)。天皇不会善罢甘休，又让法胜寺的圆观、醍醐寺的文观动员全国各社寺，再从各地广募勤王军队，特别是叡山，因为第一皇子尊云法亲王、第三皇子尊澄法亲王曾相继以天台座主的身份统率众门徒，天皇也亲自巡幸日吉社及延历寺、春日神社、东大寺、兴福寺，以争取众徒的支持。然而这些计划在元弘元年(1331)又被幕府得知，六波罗的兵马迫近皇居，天皇离开京都逃到山城的笠置寺。此时，河内武士楠木正成据赤坂城举义兵反抗。幕府西上大军攻破笠置寺，捕获天皇，本来幕府就不承认在位的后醍醐天皇，因为到期了。幕府援引承久的例子，把天皇迁到隐岐，所有参与谋划的皇子、朝臣通通在元弘二年(1332)流放。至此天皇的讨幕计划完全失败(元弘之变)。

天皇来到隐岐后，仍无退让位的意思，认为不过是暂时的迁移。因此他不承认新天皇(光严院)，始终没有放弃消灭幕府的想法，第一皇子护良亲王(尊云法亲王)，逃过追踪，潜入熊野、高野、吉野一带，广向各地颁发令旨，招募勤王之兵。楠木正成逃出赤坂城后，在河内金刚山筑千早城自守，吸引了镰仓西上的大军，而且寸步不让，大涨了军官的士气。由此，各地勤王之师，如肥后的菊池武时，伊予的土居通增等闻风而动。天皇见此形势，在元弘三年(1333)逃出隐岐，被伯耆武士明和长年迎接到船上。天皇亲笔书写了敕旨给出云大社，祈祷王道再兴，四海升平。幕府闻知伯耆官军东上，便以足利高氏为将迎敌，但足利高氏从船上山接到命令后，却在丹波蓧村八幡社前出卖了幕府而响应了官军，同伯耆东上的官军先锋千种忠显、在播磨起兵的赤松则村会师，一同直逼京都。六波罗的幕府军抵挡不住，想要逃出近江前往关东，遭到军官的夹击，全体自尽。另一方面，在关东，上野的新田义贞受第一皇子护良亲王的旨意举兵，与幕府军交战，逼近镰仓，攻陷镰仓。北条高时和同族大都自杀，幕府就此灭亡。九州以菊池武时为首，兴起勤王之师，消灭了九州探题。在官军东西呼应的胜利中，天皇从船上山启程返回京都，以巡狩还幸之仪进入皇居(元弘三年六月、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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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新政(建武中兴)

后醍醐天皇回到京都后，翌年改元建武。然而中兴政治的实际效果并非理想那样远大，两年后就瓦解了，因为实际的实权其实还是在武家手里。中兴政治的最高方针是天皇亲政，不承认院政和摄政关白。中央政治机关新设立记录所、杂讼决断所、恩赏处、武者所等。记录所管理庄园，掌管行政司法。杂讼决断所专门裁决领地问题等，由朝臣和武士管辖。武者所管理军事警察等。地方制度仍承认过去的国司和守护并立，本着文武统一的精神，无论公家武家均可担任国司和守护。东北、关东远离京都，派皇子义良亲王去奥羽，以北畠显家为陆奥太守辅佐。派皇子成良亲王去镰仓，以足利直义任相模太守辅佐。起用皇子来担任要职，是新政的方针。

开始营造宫殿、铸币，对功臣论功行赏。因行赏不公产生不满情绪，抱怨营造宫殿等给中兴政治带了不稳定因素。

武家帮天皇出生入死，换来的却是被打压。许多武士对天皇想要重振公家，冷落武家而感到失望。武家不能忍受这种情况，想要打破现状，足利高氏是源氏嫡系有联系的名家(清河源氏的后代)，想要借此机会重振源氏幕府。还有其他武家如新田、赤松诸氏等趁机保持扩大自己的势力。

中兴瓦解

足利氏的祖先是源义家的第三儿子义国，因住在下野国足利庄，称为足利氏。是关东的名家，与北条氏代代联姻，其族发展在各地，有斯波、涩川、一色等各氏。足利高氏早就抱有取北条氏掌管武家霸权的野心，得到后醍醐天皇的敕令后，在丹波国倒戈，送天皇上位，被天皇授予最高的赏赐，叙从三位，任参议、武藏太守，赐名尊氏(足利高氏改名足利尊氏)。

尊氏背叛中兴政治，首先是对抗护良亲王，其次是对抗新田义贞。天皇任命护良亲王为征夷大将军，尊氏不满，亲王和尊氏的对抗逐渐表面化，尊氏最后取得胜利，亲王被幽禁在镰仓。这时正值北条氏余党在各地嫌弃叛乱，北条高时的儿子北条时行在信浓起兵，攻陷镰仓。足利直义杀死护良亲王，逃到三河，向京都报告事变。尊氏感到时机到了，请求就任征夷大将军讨伐北条时行，但没得到允许，尊氏等不及了，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东进讨伐北条时行，收复了镰仓(中先代之乱)。尊氏因为护良亲王已死，就名正言顺占据了镰仓，接着把矛头对准新田义贞。新田义贞(源义贞)跟尊氏同族，也是关东名家，势力大，深得朝廷信任。朝廷决心讨伐尊氏，并命新田义贞东进，在竹下一战新田义贞失利，尊氏西上追敌，天皇巡幸(逃亡)叡山，京都落到足利尊氏手中。官军不久后得到来京的奥州北畠显家军的援助，收复了京都，尊氏远逃九州。九州的少弍、大友、岛津诸豪族都追随尊氏；菊池武时的儿子菊池武敏则跟了官军，但与尊氏交战失利，这样九州就成了尊氏天下。在控制九州后，尊氏立即准备东进，率大军由水陆两路进发。建武二年八月(1335)，尊氏去镰仓讨伐北条时行，同年十二月，在竹下打败新田义贞官军，建武三年正月十一日，进军京都。正月晦日(每月最后一天)，攻陷京都。四月，在举东进。其变化之快，令人咂舌。尊氏在九州仅用三个月重整了大批生力军，建立第二个幕府。

建武三年五月，楠木正成在凑川(今神户市)战死。天皇再次巡幸(逃亡)叡山，两军虽然以京都为中心继续交战，但官军已经失去了许多大将，势力大衰。尊氏在去年四月也打着新天皇光严院(镰仓幕府流放了后醍醐天皇后立的新天皇)的旗号，设法避免了成为朝敌。这次进京是根据光严院的旨意，计划由光严院的弟弟丰仁亲王(光明院)登基，为把神器让给亲王，请求后醍醐天皇和睦还京。天皇暂且听从，但无意向武家屈服。为奠定重振官军的基础，他把皇太子恒良亲王和尊良亲王托给新田义贞，前去北国，把宗良亲王托给北畠亲房，前去伊势，把怀良亲王托给五条赖元等，最后去西边。把皇子分配到各个地方后，天皇还京，被幽禁在花山院，迫令把神器交给丰仁亲王，天皇交出伪器敷衍，不久寻找机会逃出花山院，迁到吉野，在此建造行宫处理朝政(延元元年十二月)。同时在京都有尊氏拥立的持明院系统的光明院，两统分治，形成二主并存的局面。当时因为吉野和京都相对，吉野成为南方，京都成为北方。也有叫南北朝的。从此以后，到后龟山天皇元中九年(1392)南北合一为止的五十七年间，被称为吉野时代或南北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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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新政瓦解时的战役

南北朝关系图

吉野朝廷

官军在各地作战，陆续失去有力的武将。前去北国的新田义贞，在越前金崎城据守，跟足利军主力作战，城陷落后，尊良亲王和新田义贞的儿子义显自杀，恒良亲王被捕(延元二年三月)，新田义贞虽然逃到柚山城，翌年在越前藤岛战死。陆奥的北畠显家在延元二年八月西进，一路打败敌军，逼近京都，但却在和泉石津一战战败身亡(延元三年五月，享年21)。天皇被没有屈服，力图在举，令北畠亲房和他儿子北畠显信和结城宗广等人奉义良、宗良二亲王进兵东国，但其船队从伊势大凑出发后遇到暴风漂流四散，义良亲王和北畠显信、结城宗广回到伊势，宗良亲王漂流到远江，进入井伊谷城，北畠亲房到达常陆，进入小田城(延元三年九月)。延元四年(1339)，后醍醐天皇病逝。皇太子义良亲王继位，年仅12岁，吉野朝廷颓势明显。后来领导朝廷的只有北畠亲房一个人，他在常陆还力求保住东部实力，但其根据地小田城也被攻陷，后来转移的关、大宝二城，也先后陷落，回到吉野，一心策划收复京都。楠木正成的儿子楠木正行在四条啜作战中阵亡，官军受到沉重打击，天皇离开吉野，迁到大和的贺名生(正平三年，1348)。

官军虽然在不利境地，但生命依旧延续。其间天皇经历了后村上、长庆、后龟山三代，足利氏也经过了尊氏、义诠、义满三代。足利氏没能灭亡南朝，有许多原因。吉野是有天险的要地，易守难攻，又通过伊势、纪州，可与当地水军联系，特别是确保熊野的水军，在加强东西官军间的联系和补给任务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足利氏苦于内讧，尊氏、直义的兄弟之争，尊氏、直冬的父子之争，加上执事高师直等人之争，政略上互相归降吉野，以致于一时出现南朝收复京都的事情(观应之乱)。此外，足利氏毕竟没有得到正统的承认，底气不足，南朝武家楠木正行、细川赖之等人想要进行和平解决。到了足利氏第三代足利义满时，足利氏的势力逐渐巩固，体制完善。这时，之前来到九州的怀良亲王在菊池氏拥立下，打败当地敌军，一时有席卷九州之势。但从建德时起(1370-1371)，就开始衰微，元中九年(1392)，后龟山天皇终于接受了义满的建议，回到京都，把神器传给北朝的后小松天皇，消除了皇统的分歧。后龟山天皇为和平作出了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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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南朝君臣写下许多文学作品，如《神皇正统记》、《增镜》、《太平记》、《新叶和歌集》、《李花集》等。其中著名的《神皇正统记》是北畠亲房在常陆的小田城里写的，为教育后村上天皇修养君德。《增镜》是记叙从后鸟羽天皇到后醍醐天皇元弘三年为止的和文体历史故事。《太平记》效仿《平家物语》等战争小说，夹杂假名的文体叙述了后醍醐和后村上两朝的公武对抗及世时转变。《新叶和歌集》是宗良亲王编撰的吉野朝臣歌集。《李花集》是宗良亲王个人歌集。

北朝代表作有《徒然草》。

室町幕府

室町幕府是指以足利将军为首的武家政治机构。成立时间各说纷纭，从形式上可看作在南北朝合一后，幕府存在受正统天皇承认时(元中九年，1392)，也有认为在永和四年(1378)，足利义满在京都的室町营造新邸时算起。

幕府不能无视吉野朝存在，结果是不知道幕府根据地应该在哪建立，本来想把幕府建在镰仓，但京都是跟吉野对抗的重要根据地，不能空出京都，所以最后还是把幕府建在了京都。

幕府为对抗官军，动员了各地的守护和武将、士兵。维持这些开销需要大量财富。尊氏想出一个方案，观应三年(1352)首先决定把近江、美浓、尾张三国中领主的领地分一半，作为兵粮用地，随后把方法扩大到其他各国领地，所有领地都要分成两份，一份永远分给武士，成为“半济令”，是庄园制崩溃的开端。幕府还开始让守护承包征收地方国税，所谓的守护请制度。室町幕府从成立开始就要借助守护和武将的力量，而且还经常采取扩大其势力的政策，使得守护、武将的势力强大到足以左右幕府。镰仓的守护是源氏的人，但其他地方却不一定是足利的家人。在涉及地方国内的行政、司法、征税、军事时，地方在各方面上排斥本所、领家的权限，下则把地头、庄官作为自己的家臣，发展成有地方主权的强大势力。幕府的势力显然是很脆弱的。

室町幕府的管制，大体上因袭镰仓幕府，只在局部调整，在参与事务方面起用镰仓幕府时的町野、太田、摄津、二阶堂诸氏。官职的一般时普遍的世袭制。幕府的最高官职时将军，镰仓幕府时，将军职位早就被执事北条氏架空，室町幕府将军则是拥有实权，裁决大事的。辅佐将军的最高机关是执事，后来称管领。由足利同族的斯波、细川、畠山三氏担任，称为三管领。事务性机关有政所、问注所、侍所。政所掌管幕府财政、将军的家务、一般民事诉讼等，长官为执事，最初由二阶堂担任，后来称为伊势氏的世袭职务。问注所负责幕府文书记录保管、裁决有关文书的伪造、散失等，长官称执事，由町野、太田二氏世袭。侍所掌管京都内外的警备、武士的升降、刑事裁判，长官称所司。所司是仅次于管领的要职，由山名、赤松、一色、京极四氏担任，称为“四职”。此外还沿袭“评定众”和“引付众”。

地方官制，在镰仓设关东管领，管辖关东八国加上伊豆、甲斐共十国政务。组织形式好比小幕府，相当于镰仓幕府在京都的六波罗。管领由尊氏的次子足利基氏担任，后来世袭。辅佐管领职务的称执事，由上杉氏世袭。后来关东管领称“关东公方”，辅佐管领执事称关东管领。九州因为怀良亲王官军长期把持过，所以额外设立九州探题，统率九州豪族和处理外交事务。最早由今川贞世担任，后来成了涩川氏的世袭职务。在东北设奥州探题、羽州探题，先由斯波氏担任，后来由其分支大崎氏、最上氏世袭。各地普遍设守护，世袭在守护中也很明显，有的守护身兼数国，也有一国二分。斯波氏兼任越前、尾张、远江三国守护，山名氏一家任十一国的守护，大内义弘任六国守护。守护兼具律令制的国司和守护镰仓的权限，甚至有封建领主的特点，发展成一股巨大势力。

参考资料

足利氏系图

中世的终结

时代趋势

室町幕府，建立时就很脆弱，随着时间推移情况越来越严重。幕府受到各国守护势力的牵制，而守护最终又受到守护代或被官的牵制。统治着中世武家社会的牢固封建制，由于其最重要的因素–主从关系的削弱，而濒临崩溃。庄园制也趋于衰亡。管理庄园的武家势力，逐渐侵吞领主的收益，握有实权的守护，企图实现国内一元化统治，排斥寄生在庄园的本所和领家。靠庄园收益维持生活的贵族阶层，直接面临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地方农民，由于庄园复杂的领有关系而陷于孤立、闭锁的境地，他们自发按地域团结起来，跟其他地域形成广泛的联系。富裕农民阶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巨额财富，提高了社会地位。下层的人民凭互相联系，团结一致采取了反抗统治势力暴虐行为的手段。由于强大的、自下而起的人民力量，社会完全呈现一种转变时期的样子。对于这种社会变动，室町幕府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听天由命。

连续内乱

各国守护相继叛乱，和同族各将领间互相抗衡，暴露了室町幕府统治力低下。明德二年(1391)守护中号称最强大的山名氏谋反，被足利义满镇压诛灭，此时正值南北朝合一的前一年(明德之乱)。在那以后仅仅八年，身兼六国守护的大内义弘又掀起叛乱，足利义满不得不亲自出马镇压(应永六年，应永之乱)。关东管领一开始就和将军不和，到了其子孙辈，两者更加疏远。到了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当政时，由于将军继承人问题，二者的矛盾爆发，永享十一年(1439)关东管领足利持氏灭亡(永享之乱)。足利义教在播磨守护赤松满祐举行宴会的私邸上遭到弑杀(嘉吉元年1441，嘉吉之乱)。足利义教死后继位将军年幼，幕府权威更加削弱，加上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长大后，听信夫人、僧侣、宠臣的话，以致政治上有失公允，自己骄奢放逸，不顾天下疾苦。应仁之乱(1467-1477)的爆发，就是这个将军当政时，在他八岁继位后第二十八个年头时候，动乱的表面原因是将军的继承人问题与斯波、畠山二氏的继承问题纠缠一起。细川、山名两雄抗衡，加以支持，但实际背景却很复杂。政治上幕府统治体制的脆弱，守护大名的强盛，将军政治无力，贿赂公行，道德沦丧。社会上主从关系削弱，下克上风行，本来各子平分继承变成长子继承，幕府职位世袭等许多因素，导致了室町幕府的灭亡。

参考资料

应仁之乱

动乱的直接原因是将军的继嗣问题。足利义政无子，其弟足利义寻本已经出家为僧，竟然强制令其还俗，改名义视，作为继嗣，没想到足利义政的儿子足利义尚突然诞生。足利义尚的母亲要足利义政废弃和足利义寻的约定，改立足利义尚为继嗣，为此向山名宗全(持丰)求援。山名氏虽然在明德之乱时，遭到义满的讨伐走投无路，但不久就东山再起，尤其是持丰因讨伐杀死义教将军的赤松有功，扩大了领地，势力已恢复到昔日全盛。管领细川胜元的势力也很盛，因为不想看到山名氏继续扩张势力，就想要扶植赤松的遗族来与之对抗，因此细川胜元和山名宗全，事事都不和。

这种关系被有同样情况的其他各氏利用，畠山持国的亲子义就依附山名宗全，而养子政长却依附胜元；斯波义廉依附宗全，斯波义敏依附胜元。由于足利义视(将军之弟)监护过细川胜元，所以日野富子(将军老婆)要求山名氏援助足利义尚(将军之子)。两派对立，畠山家首先挑起战幕，不久双方集结了大批军事力量。细川方面(东军)号称161500余人，山名方面(西军)号称116000余人。

西军不仅在京都内外进行战斗，还企图扰乱后方，因此战祸波及各地。在这期间，山名宗全和细川胜元虽然都死了，但战乱并没有停止，从应仁元年(1467)到文明九年(1477)，11年间各地战斗不断，使得各地田园荒芜，百姓穷困，尤其是主战场京都损失惨重。除了武士掠夺破坏以外，战火引起火灾，幕府、公家府邸200余处，大名宅邸六七千所，天龙寺、相国寺等大寺院，一切街道均被烧毁。一眼看去，京都已经化作一片焦土。贵族们因为生命危险和经济穷困离开京城，到地方去投靠亲戚。足利义政对政治丧失信心，沉湎于个人享乐，不顾民力疲惫重建室町幕府御所，造东山别墅。夫人日野富子对政治干涉变本加厉，受贿、放债、倒卖米谷、私设关所等，凡是有利可图的无所不干。继足利义政后担任将军的足利义尚为恢复幕府威严，给近江佐佐木高赖定一个非法占据领地的罪，然后亲自出兵近江，在钩里相持近两年，可是因为部将不愿协助，导致足利义尚阵亡。足利义尚的努力不但没有挽回幕府的威严，反而加速了幕府的灭亡。武将们也因为多年的战乱，疲惫不堪，各自回国休养生息。此时，主人的权力越来越转移到家臣手中，下克上的趋势愈演愈烈，武士也对下级步卒的跋扈感到无能为力。最下级步卒之中很多是被纠集从军的凶暴土民，以其能轻装疾行受重用。应仁之乱后，一条兼良应足利义尚的请求，在《樵谈治要》中规定了“要长期停用步卒”，把他们称为恶党、白日强盗。步卒在战时极尽劫掠放火，用武器和马具进行赌博，甚至连社寺、商人的仓库都成了他们的赌注。武将在战时要依靠他们取得胜利，为讨好他们，甚至公然允许劫掠。从南北朝开始，各地都有农民和城市居民不堪横征暴敛而掀起暴动，正长元年(1428)就爆发了大规模起义。

参考资料

应仁之乱关系图

应仁之乱以及其后的关系图

公武关系

室町幕府虽然是继承镰仓幕府的统治，但在和公家关系上却有本质不同。镰仓幕府在武家政治之外承认公家政治，明确区分二者的权限和人员，而室町幕府没有这种区分，混淆公家和武家政治，将军位居朝廷高官，公家部分人员也参与幕政的枢要。可以看出公家是多么的软弱无力。

武家方面，镰仓以来，由于武家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公家文化的渗透，在足利将军身上早已看不到武家本来那种简朴的生活态度了。建武中兴奉行的公武一统政治方针，加重了这种倾向。足利将军不满足作为武家的领导，还要拥有公家的名誉和权力。他们越是不能强制推行武家统治的时候，就越想借助公家的权威来弥补这种缺陷。他们可以说是公家化的武家，而且他们只吸收了公家的缺点，成了源平时候的公家那样，最后被各地兴起的朴素武家打倒。

从将军的官位来看，尊氏和义诠是正二位权大纳言，义满从准三宫、左大臣直到太政大臣，义持由内大臣升为院执事，义教任右大臣，义政任左大臣，三人死后都被追认为太政大臣。义满在生活上也模仿公家的奢侈豪华，除了造室町的花御所外，又接受了西园寺氏让出的北山邸造了别墅，里面园林流水，亭台楼阁，极尽豪华。他在这里接待了后小松天皇的行幸，与天皇共享了二十天的欢乐。对待关白和其他朝臣也像对待家人一样颐指气使，其中有像摄政二条良基、关白一条经嗣那样的朝臣靠献谄义满来保住自己的官位。这种情势下，义满在给明朝的国书中，自称日本国王，出巡的行列也模仿上皇巡幸的气派，他死后，朝廷甚至提出追谥他为太上天皇的尊号。公家几乎失去话语权。武家政治模仿公家的结果是，变得拘泥于仪式和惯例，注重例行的典礼。历代将军都要像公家那样举行加冠礼、更衣式、受群臣拜贺、节日宴会等各种仪式，在仪式上公卿贵族充作使役扈从。这时代把伊势、小笠原等流派的礼法定为武家礼法。朝臣也开始了乱幕，义政当政初期，大纳言乌丸资任插手幕政滥施赏罚，义政夫人日野富子之兄日野胜光担任内大臣，压制将军，被称为“压大臣”。这种公武混淆的政治失去了武家政治的纯粹性，使武家政治也陷入武家政治的软弱无力和流于形式。

平民的抬头

平民势力明显增长，由于庄园制的衰退，平民组成了地缘团体村落。在班田制时存在过以五十户为一乡的强制性地域团体。在庄园制时，由于领有对象的名田分散交错，所以不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地域性的团结。五十户乡制很快就崩溃了，这些乡有的称为庄园内的名田，有的虽还留在国衙领内，但性质变了，转变为自然村落。庄园制也由于普遍设置地头而走向村落结合。各庄园中的地域性团体，乡与村的名字，从这时起频繁出现。村落的出现时是与自上而下的占有和支配关系相对立的，是依靠居民团结的自治体。社寺的乡，在当时是最为进步的村落。继社寺乡之后，在一般庄园、公领地中也开始出现，到这时代已经遍布全国。这些乡通过全体乡民自治谋求共同利益，为了自卫也曾进行武装对抗。这些不是领主设置的，而是由于土豪势力抬头和平民觉悟提高自然产生的。它独立于庄园领主，也独立于守护势力，但一般都是依附守护势力，称为守护领国的下部结构。以上说的是乡，村也有同样的倾向，村本来是比乡历史更悠久的自然村落，跟乡的经历一样，从庄园制到后来的地头设立，村逐渐壮大。针对武士领的村，在庄园里面，名主百姓的自治村落发展了起来，有的几个合起来称为乡，但仍叫做村。不管名称如何，同样是全体居民的自治体，特别是许多村的结合都采取了祭祀团体的形式。和社寺的乡一样，村也是村落内神社为中心结合的。祭祀等敬神的事情，必须靠全体村民的意志来进行，集会、决议的方法同样。这个时代，对村落外的领主、守护、高利贷等势力也要加强自卫，因此，自治体制便强化起来。“惣”(zong)是这个时代的流行词，用来强调表现这种自治体制的言语。“惣”是指代全村意志的机关。几个村集合起来组成庄，又称为“惣庄”。战国大名的分国，都是由这种自治乡村组织起来的。这是南北朝到室町的转折期中，社会下层结构发展起来的结果。

下层势力抬头，也带了频繁的起义。室町幕府从一开始，财源就不足。经常课重税。除了上一代就有的年贡、租庸调以外，还有对田地按段征收段钱、对每栋房屋征收栋别钱，设置关卡，征收关税。幕府还向富商代表的“土仓”和“酒屋”，征收重税，作为重要财源。“土仓”就是当铺，是当时代表的金融机关，“酒屋”则是酿造和贩卖酒的，也有兼职放高利贷的。虽然被幕府课重税，但也同样受到幕府保护。苦的始终是人民。当时农村分化为自耕农、佃农阶层的耕作农民与自耕或出租土地的中小地主。下层农民的自耕农和佃农，耕种的土地少，但贡税却要求到收获量一半以上。中小地主的生活比他们富裕一些，但也有点难受。在领主的苛敛下，地主们与农民有着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在维护村落自治上，他们行动一致。遇到荒年或加收征税时，他们就团结起来，请求减免年贡，甚至试图要求更换代官。如果请求得不到允许就集体逃散，离开耕地来向领主施压。如果领主变本加厉，他们就起来武装斗争。这就是“土一揆”。土一揆根据其要求内容有“德政一揆”(要求废弃债务)也有带有宗教特点的“一向一揆”(真宗或叫一向宗领导的起义)等特殊形态。大规模起义有，正长元年(1428)发生在近畿地区。开始是近江“马借”(运输业人士)大举闯进京都，袭击酒屋、土仓、寺院、夺取典当物，撕毁借据，继而附近各地都起来响应，平民蜂起掠夺。当时《大乘院日记目录》记载说：“亡国之基，莫过于此。乃日本开国以来首见之土民暴动。”这次起义的主体是城市附近的贫民，其攻击对象也是高利贷资本家。当时还有地方农民反抗领主的起义。永享元年(1429)播磨发生土一揆，驱逐武士，击败了守护赤松满祐的军队和所有武士。永享四年(1432)大和发生起义，要求免除所有寺院领地的年贡。文明十七年(1485)畠山政长与畠山义就得军队在山城对峙，互相设关卡，切断交通，占领社寺本所领地，全体平民不满，召开会议决定不准畠山双方进入山城国，要求归还社寺本所领地，撤销关卡等，军队没法，只能撤退，山城国回到平民手中。山城起义持续了七年。有组织的起义，由半武士化的有势力名主阶级所领导，他们跟下层平民有共同利益，但也有一部分站在代官、被官一边，助纣为虐的。起义的结果往往被名主阶层所利用，结果称为名主阶层获得名利的手段。土一揆从明应末期起(明应九年，1500)突然减少，后来只剩下一向一揆，这是由于大名领国逐渐形成，在强大武力前，反抗无济于事，领导起义的名主、武士也多被大名怀柔升官，脱离了农民队伍。

一向一揆

主要力量是平民，领导者是主张普济平民的一向宗僧徒，目的是抗议对信仰的迫害。他们用一种叫“讲”的组织形式来团结人民，促进宗门的普及。一向宗的教义也提高了平民的斗志，因此有别于其他土一揆。它始于文明年间，终于天正年间，波及的地域几乎遍布全国。其中长享(1488)的加贺一揆最为强大，人数达二十万，消灭了守护富樫氏，长时期控制统治加贺国，使其称为本愿寺的大名领国。

额外补充

大名的形成

大名抬头

1560年群雄割据图

产业的发展

农民在恶劣的情况下不懈努力，使得农业取得发展，耕地面积增加，耕作方法也有了进步。农产品最重要的水稻，因成熟的迟早分为早中晚等品种，并已普遍采用浸种法，在播种前先行浸种催芽。二茬的小麦种植也普及，其他如粟、稗、黍、豆等也有大量种植。城市周围栽培商品蔬菜，后来称为当地名产。衣着原料的桑、苎麻、大麻和油料作物如芝麻、菜子以及染料用的靛蓝等已普遍栽植。茶树到了这时代才普及开来，山城是茶叶的主要产地，宇治、栂(mei)尾的茶叶已经闻名全国。

林业主要在丹波、伊贺、南大和、土佐、安艺等地发展起来，以木曾为中心的绘材十分珍贵。京都、镰仓都有木材市场，非常热闹。
渔业随着商业发展，水产品也有了商品价值。这个时期的渔业主要在沿海、内河一带，以纲、钓为主，西海的渔民也有到对马和南朝鲜去捕鱼的，北海道方面的渔场逐渐得到开发。制盐以濑户内海为中心有了发展，采用的方法由古代烧制制藻盐发展到开辟盐田，进行大量生产了。

矿业也有了发展，铁、铜、金、银产量都增加了。陆奥自古产金。铜产自备前、备中、美作等地。砂铁矿以备后为中心。战国的诸侯热衷于开采，各地矿产都有增加。

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一部分农村人口成了专门的手工业者。他们起初根据领主的订货，制造物品，后来也制造一般农民需要的耕作用具、生活用品等。过去隶属于公家社寺的手工业者，也摆脱了主家束缚，按工作领取报酬，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生产与销售，并没有明确分工。这些手工业者，按各自的行业组成同业工会性质的“座”。以图垄断市场、维护特权，尤其是在商业方面特别明显。

建筑业因营造和修缮社寺盛行有了显著发展。在南都，东大、兴福两寺的木工、瓦工、葺工和油漆工等分别组成了几个“座”，进行垄断。现在使用的工具，大部分在当时就已经使用了。

铸造业中心是河内的丹南、大和的下田、京都的三条和相模的镰仓，在和泉、河内出现了铸造业的同业组织。锻冶分成以制造武器和制造农具两种，前者由于领主特殊需求，进步极快。加之，明朝日本贸易中向明朝出口大量刀剑，在文献中，从应永到天文年间，就达十万把以上。刀剑的产地主要有备前、山城、大和、备中、美浓等。

纺织业有许多精巧的产品，僧玄惠在《庭训往来》中列举了纺织品和产地有，加贺的绢、丹后的锦缎、美浓的丝织品物、尾张的八丈绢、信浓的棉布和常陆的绸子，各地出产的纺织品在中央市场很受欢迎。博多等地因为有明朝的纺织工人到来，能够产出金线织锦、锦缎和绉绸等高级纺织物。这时的棉布还从朝鲜、中国输入。
造纸业，赞岐是从古就以“陆奥纸”闻名的檀纸的主要产地，不久移到备中。此外播磨的杉原纸、越前的鸟子纸、美浓的美浓纸、奈良的奈良纸等，这些都大量进入市场。

酿酒业，镰仓时代仁治年间(1240)，京都的酒屋就多得不计其数了，建长四年(1252)幕府禁止卖酒，并调查了镰仓民家得酒壶，数量有37274个之多。室町幕府以酒屋为其重要财源，所以资助发展，奠定了酿酒业在全国的突飞猛进基础。应永末年(1425-1426)京都的酿酒屋有342家，其中五条坊门西洞院一个叫柳屋的酒铺酿造的酒，以优质高产见闻，柳酒成了京都美酒的代名词。地方名酒有河内天野山金刚寺、大和菩提山寺等寺院酿造的酒，都在京都销售，广受好评。

商业发展

手工制品、农产品大量产出，农村的集市也有临时改为定期。前代每月三次，每次二到五天的集市，到了这一时代，各地都出现了每月六次，每到第五日就开的六斋市。市场上设有特定销售座席叫做“市座”，拥有一定商品的专卖权。应永十四年(1407)奈良的南市有鱼、绢、便服、靛蓝、礼帽、草席、大豆等不下30种商品的市座。市场监督权属于当地的庄园领主或大名，市场商人向他们交税，得到他们保护商业垄断，同时也阻碍了发展。有些大名注意到这一点，开设了免税并撤销市座的“乐市”、“乐座”。室町幕府时的市场，原则上经营各种商品，后来也出现了单一商品市场。

常设小卖店出现，京都在古代末期就已经有小卖店，到了这一时代，京都、镰仓、奈良等城市店铺营业都很兴隆。供给零售小卖店的批发商也发达起来，批发商最早是负责运输年贡米的庄官，后来各地庄园也有了运输和保管业务，渐渐发展出专门的运输业者和经纪人。在许多城市，初步形成了商品工业网。

货币

镰仓时代初，用米多于钱，到了这个时代则是90%都是用钱支付，政府无力铸钱，但可以通过贸易输入明钱。输入的明钱主要有洪武钱、永乐钱、宣德钱。后来明朝出现私劣钱也流到了日本，日本国内也有私劣钱。为了剔除劣钱，在交易时实行选钱，幕府曾多次发出选钱令，公布选钱标准。幕府在测定领地时，也不再用町段表示，开始实行“贯高法”，用应交年贡货币额表示。

城市在中世纪初以前，主要是京都、镰仓等政治性城市，随着中世纪将要结束，大名居住的城下町，水陆交通要冲的港湾城市，社寺所在地门前町、寺内町等多类型的城市有了显著发展。

城下町是大名领国的形成出现的新兴城市。最初是地方土豪在南北朝动乱时，在山城或山城附近建设住宅，作为战略根据地，并在其附近开设市场，以求集中资源。大名扩大领土后，为了家臣居住和领主便于统治，有必要在平地营建居城，让大量工商业者住在城下，这样就出现了城下町。到了战国群雄割据时，城下町在各地有了显著发展，大内氏的周防山口、今川氏的骏河府中等早已是十分繁荣的城下町。

交通

镰仓幕府时制定了京城与镰仓之间的驿路法，室町幕府对此并不重视。即使没有官营，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道路和旅舍，在城市附近也出现了专门的运输业组织，“马借”、“车借”。其中大津、坂本的马借，因为位于东国、北陆渡过琵琶湖通往京都的运输线上，数量最多。海上沿岸运输也很活跃。船的容积不断扩大，出现千石船。除了商人经商，平民去各地社寺巡礼也十分流行。

尽管交通量增加，阻碍交通的关卡也使得旅行者头痛。许多领主在要道设立关卡收关税。比较著名的有淀川沿岸的关卡、京都七口等。从参拜神宫大道桑名到日永(今四日市)只有四日里半的道路上，就设有60余所关卡。

对外关系

社会紊乱和武力滥用，形成了威胁中国和朝鲜的倭寇。财政的困窘和无止境的贪欲，造成了卑鄙的勘合贸易(明朝以数倍于日本“进贡”的商品作为礼物回赐)。从中国元朝时候就开始积极对外贸易，在元朝入侵日本失败之后，元朝仍然鼓励对外贸易。到了这个时期，日本也在积极对外贸易，以获取暴利。倭寇是日本西部边民为进行走私贸易前往中国和朝鲜，如果对方不允许贸易或是不能获利时，就凭实力进行劫掠。这种情况最早出现在镰仓幕府时，元寇侵日后，其报复活动就更为猖獗，南北朝的战乱也助长了猖獗气焰。正平二十三年(1368)明灭元，次年明太祖洪武帝就派使者来日本，宣告自己即位，促日进贡，并要求禁止倭寇。当时统治九州的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接待了来使。亲王拒绝了使者要求。足利义满却不肯放弃对明贸易的利益。应永八年(1401)义满根据九州商人肥富的献策，派他为使节，与僧祖阿一起出使明朝，送还其漂流民，呈上国书和方物，要求通交。明希望借此抑制倭寇，所以在次年日本使者回国时，派遣明使陪同，携带的国书上罗列华丽辞藻，以讨义满欢心。明朝国书上，称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以其通聘为“笃于君臣之道”，如禁绝倭寇，则日本作为“忠义之邦”将永世传名。足利义满为了金钱利益，不顾日本独立国的体面高兴地答应下来了。应永十年(1403)明成祖永乐帝代替太祖即位，幕府派出贺使，自称“日本国王臣源”，奉明朝正朔，接收明朝送的日本国王印，并穿着明朝官服。这是从五世纪接受中国南朝册封的仁德天皇以来完全没有过的、对中国的属国外交的重演。对日本国内来说，这是无视天皇存在的不逊行为。但这屈辱换来的利益却是实打实的。就足利义满在应永十四年(1407)送还倭寇俘获的明朝人民时，明成祖就赐了义满和其夫人两万多贯铜钱。

义满后的义持，认为他父亲义满对中国的态度是耻辱的，拒绝了对明的交易。倭寇又开始猖獗，明朝无语。到了义教时又因为幕府缺钱，又开始巴结明朝了，进行勘合贸易。但幕府船只较少，其他大名趁机也混入了通商船只。对明交易的实权渐渐落到大名的手中，大名背后也有商人在操作，商人出海，所以商人才是真正通商的执行人。大名之间也因为贸易而有争吵。文明十五年(1483)，幕府决定派幕府船、宫廷船、大内船各一艘，但细川氏说服了堺城的商人，以每条船向幕府交纳四千贯铜钱为条件，让幕府改变与大内氏的约定，派自己的船从堺城出发了。幕府受到大内氏抗议，于是把勘合贸易全权交给了大内氏。大内氏和细川氏不和，最后在中国境内的宁波打了起来，甚至还袭击了当地官衙(大永三年，1513)。最后还是大内氏掌握了勘合贸易的霸权，直到大内氏灭亡(天文二十年，1551)。

明-日贸易的日本主要输出品是刀剑、铜、硫磺、扇、铠、矛、屏风、漆器等。输入品铜钱、生丝，这两种利润最大，此外还有棉线、棉布、丝绸、铁器、书画、药品等。输入品大多数是奢侈品，当时也称作唐物，与前代一样受到珍视。

跟朝鲜的关系大体上和对明关系类似。朝鲜受倭寇影响甚于明朝。在讨伐倭寇中立下功绩的李成桂，灭了高丽，建立李氏朝鲜(元中九年，1392)。李成桂是李朝的太祖，即位那年，就派使者前往日本修好，并请求镇压倭寇。将军义满接受了，命九州查禁贼船，还放还了俘虏。九州地方、日本的“中国地方”诸将也借此机会与朝鲜修好，谋求通商，派船前往朝鲜。

但倭寇活动仍不停息。于是应永二十六年(1419)，朝鲜派兵船二百余艘袭击对马岛，以期捣毁倭寇老巢。对马守护宗贞盛防守，并击退。京都听闻消息后，公武都很惊讶，后来弄清楚了朝鲜对日本没有敌意，幕府也没有深究，继续通好。朝鲜对于日本的贸易船只之多，感到无语，于是规定通商船只必须有宗氏的证明，并由宗氏加以管理。嘉吉三年(1443)与宗氏商定，宗氏每年可派船50艘，必要时还可派特送船(癸亥条约)。贸易港限于朝鲜的乃而浦(熊川)、富山浦(釜山)、盐浦(蔚山)。在朝鲜京城和以上三个浦设立倭馆，供日本人居住。居住在三浦的日本侨民逐渐增多，甚至超过两千人。当地官员与侨民经常发生冲突，永正七年(1510)发生一起大规模冲突，三浦的日本侨民全部撤回到对马。此后宗氏的岁遣船减少，三浦的侨居也废止了，朝-日的贸易基本上趋于衰退。

从朝鲜输入的商品比较重要的是棉制品。棉花原产于印度、波斯、印度支那，从南西两方传入中国，宋末元初在江苏开始栽培，李氏朝鲜时，朝鲜也广泛种植。棉纱、棉布等棉织品大量从朝鲜输入日本。输出品除了铜、银、硫磺等，还有南海特产苏木、丹木等涂料，丁香等香料，胡椒等药材。南海特产以博多为转口基地，从琉球方面流入朝鲜。十五世纪初期由中山王尚巴志统一了琉球，建立了尚氏琉球王国。都城那霸是海上交通要冲，各国船只停靠，贸易十分繁荣。南方特产经琉球运到九州博多，再转卖到朝鲜和明朝。

佛教

镰仓时代兴起的新宗派发展成了成熟的教团。但佛教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发展。这一时期，教徒们跟祖师爷提倡的宗教改革精神背道而驰，染上了争权夺势的世俗习气，跟旧佛教一样陷入了贵族主义、形式主义和名利主义的深渊，不再拯救人类精神了。

南都(奈良)北岭(比叡山)的旧教势力，具有很强的传统力量。大和的兴福寺势力不亚于各诸侯，延历寺保持了佛教界的最高地位，不断迫害新宗派。醍醐三宝院的院主贤俊深得足利尊氏的信任，参与决策。

镰仓时代，临济宗受到幕府特别保护，具有贵族佛教的性质。这一时代的佛教贵族化更加严重。足利尊氏信奉梦窗国疎石。足利尊氏许愿要像圣武天皇在各地修建国分寺那样实现一国一寺一塔，于是在各国修建安国寺和利生塔。在京都修建天龙寺，用来为后醍醐天皇祈求冥福。足利义满也重视临济宗，在京都修建相国寺，以疎石为开山祖，并建了七重塔。模仿宋朝官寺制定了五山制(1386)。以南禅寺位于五山之上，以天龙、相国、建仁、东府、万寿五寺为京都五山，以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为镰仓五山。并以相国寺主持为僧禄司，总管五山以下各禅寺的事务。当时外交活动，多由五山禅僧参与。当时外交活动，多由五山禅僧参与，他们作为使者出使中国，相国寺成了掌管外交事务的场所。除了五山以外，京都的临济宗寺院还有大德、妙心二寺。应仁之乱后，五山日渐衰败，大德、妙心成了临济宗的中心。

曹洞宗恪守开山祖师道元的精神，从不接近权贵。但在这时代，曹洞宗也吸收了祈祷性仪式和本地垂迹说等庞杂因素，背离了开山祖师的思想。

净土宗自从法然以后分成了许多支派，实力较大的是镇西、西山二派。在这时代，镇西派建立了参杂神道学说的宗义，并专门向东部地区的平民传布。整个社会中念佛之风盛行。

自亲鸾之后，一向宗以京都东山大谷的本愿寺和东部地区传教中心的下野高田专修寺为据点。应仁年间，一向宗出现了专修寺派的真惠和本愿寺派的莲如两位高僧。真惠将专修寺已到了伊势的一身田，向京畿传教。在北方与本愿寺派发生冲突，出现内斗。

日莲宗也在平民阶层中拥有广泛影响。它是一个彻底派他的宗教。日亲是日莲宗的代表，他写了《立正治国论》后触犯忌讳被下狱。据说他还曾被七次头戴烧的通红的铁锅，但仍不改自己的信念。因而有“锅冠日亲”的称呼。天文五年(1536)，天文法华之乱，日莲宗在京都的二十一处道场相继被毁，从此日莲宗衰败。

学术和文学

这一时代的学术跟镰仓时代时候的发展方向差不多，公家回顾过去，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古典，儒学方面传入了宋学有了发展，学术在地方普及速度加快。

根据学术对象的领域，针对汉学，将典章制度的研究、古典的研究称为“和学”，当时还没有和学的概念，和学是在近世德川幕府统治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对典章的研究，这一时代有一条兼良编的《令抄》、《公事根源》、《代始和抄》、《桃花蕊叶》，洞院实熙编的《名目抄》，二条良基编的《百寮训要抄》、三条西实隆编的《三内口诀》等。这些几乎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只是一些趣味性的回忆和传播秘闻的文字，内容水平也不高。

研究古典方面，主要是对《日本书纪》的研究，当时有《神代口诀》、《日本书纪纂疏》、《日本书纪抄》、《日本纪神代抄》等注释性书籍。另外，对《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和《源氏物语》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很盛行。对《古今和歌集》的注释书籍有《古今和歌集注》和《古今集童蒙抄》等。关于《伊势物语》有《伊势物语愚见抄》、《伊势物语宗祇抄》等。关于《源氏物语》有《河海抄》、《花鸟余情》等。

对古典的研究中，《日本书纪 · 神代卷》和《旧事本纪》、《古事记》三本研究结合，促进了“神道说”的形成。早在镰仓时代，伊势外宫的神官度会氏就参照儒、佛、道教、阴阳思想等提出了独特的神道说(伊势神道)，其精神到了这个时代得到纯化，吉田兼俱首倡了吉田神道(唯一神道)。主张，神道是万法根源，神道是主干、儒教是枝叶、佛教是花实(根叶花实论)。

镰仓时代传来的宋学(朱子学)，与禅僧一起逐渐传播开了，到了这一时代，宋学是儒学的主流。这一时期的儒学完全由禅僧维持。公卿、博士也是跟禅僧学的。五山禅僧掌握着儒学，也叫五山儒学，五山儒学分出若干学派。公卿学派、萨南学派(在萨摩出版了《大学章句》)、海南学派、折衷学派。

五山的僧侣不仅统治儒学还控制着汉文学。他们除了读经还喜好读唐诗宋词，而且还做诗文。他们有点沉迷中国式教育，从宗教走向世俗，干预政治。

随着各地守护诸侯的强大，公卿文人也流落到地方上，平民也渐渐有些富裕，这都大力促进了学问在地方的发展。其中大内氏统辖的山口，就像是个学术中心，大内氏占有对明贸易的利益，以富强称雄，历代领主尊崇学问，吸引了许多公卿僧侣来领内讲学。

足利学校的复兴，足利学校起源可能在中世纪初期。在这一时期永享年间(1429-1440)，关东执事上杉宪实复兴了足利学校，请了圆觉寺高僧快元当“庠主”，制定学规，捐赠领地和图书，上杉宪实的子孙们也代代保护，因而全国好学的僧俗都集中到这里，即使在战乱期间仍然书声不断，成了关东文化中心。

镰仓末期，五山僧印刷出版了直接受中国版式影响的“五山版”。是日本印刷史的转折点。到了这一时代，印刷盛行，地方武士、商人等也能够印刷各类书籍，大大促进了地方文化发展。

平民教育

从镰仓时代开始，平民教育机关就以僧侣为中心在各地建立起来。到了这一时期越发普及。学科是读书和习字，教科书是《伊吕波歌》、《童子教》、《实语教》、《贞永式目》和各种“往来”，往来是指以日用书信形式，把日常百科用语编撰而成的文集。这一时期有《庭训往来》、《尺素往来》等。

国文学方面。传统公家文学以吉野文学为最后的精华，此后陷入颓势。而平民中，发展起来了新型文学。公家的和歌已经衰落，敕撰集勉强还在出版，到了永享十一年(1439)出了《新续古今集》后就停止了。物语小说也已经绝迹，被新兴的《御迦草纸》(短编小说)所代替。战争文学《曾我物语》、《义经记》也不如前代了。

新兴平民文学有御迦草、连歌、谣曲、狂言等等。御迦草纸是这一时期出现的短篇小说的统称，是专门服侍君主供其解闷的“御迦”们使用的小说。是一种低级读物，是当时有文化的人理解平民教养程度后，为平民量身定做的文学作品。格局很小，但内容五花八门，童话、寓言、传记、恋爱、鬼怪等许多。

连歌是和歌的劣化版。在正平十一年(1356)，二条良基编纂了连歌集《菟玖波集》，第二年被列为敕撰作品后，才确立了连歌的地位。《水无濑三吟百韵》(1488)开创比较系统的连歌体裁，重视两句之间对立而产生联想协调配合的诗境，而不是一定要语法上有联系。
谣曲和狂言是新兴文学在戏曲方面的代表。谣曲是当时流行的乐剧–“能乐”的剧本，“狂言”也是随着能乐发展起来的戏剧。能乐是集从古以来各种歌舞杂艺之大成的戏剧。主流是“猿乐能”和“田乐能”。猿乐能在古代叫“散乐”，是一种用曲艺、幻术、滑稽动作来使人发笑的杂艺。起初在宫廷演出，后来扩展到民间。中世纪时组成附属于神社或佛寺的剧团，名为“座”，专供祭祀时演出。中世纪以后田乐又作为神社的祭祀剧种得到了发展。镰仓幕府末期，平民观赏田乐的活动盛行。北条高时因为爱好田乐而毁全家一事，甚至成为了京中少年们茶余饭后的话柄。到了室町幕府时代，足利尊氏等人也爱好田乐，庇护田乐法师。

谣曲是能乐的剧本，作者不详，据说多半是观阿弥和世阿弥父子所作。从当时到现在，谣曲一直保持原样表演。到目前为止，其曲目约235部。加上已经淘汰的则可到达上前部。题材大体取自《日本书纪》、《古事记》、《万叶集》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当时《曾我狂言》、《义经记》等当代文艺作品。演出时，登场的是主角(仕手)和配角(胁)，以对话、讲述主角的故事、讲述主角的遇到的苦恼等。
由观阿弥、世阿弥完成的猿乐受到足利义满等历代将军的喜爱，使大和猿乐成了专为幕府演出的艺术，公家本来是看不起的，后来也传入到宫廷，连天皇也看起来了。神社和佛寺是能乐的摇篮，僧侣们也非常喜爱。平民也十分欣赏。能乐在社会各阶层都十分流行。
狂言是随能乐发展起来的舞台艺术。能乐走向典雅，而狂言走向滑稽讽刺，狂言题材中主配角大都是市井男女，或者软弱大名。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社会的缩影，说出了人民心里话。这些戏剧的演出也说明了平民力量的强大。

此外，平民文学中还有“幸若舞”和“小歌”。幸若舞据说是桃井幸若丸在叡山修行时所创作的，在大鼓伴奏下，边讲述“草纸”式故事，边跳舞。

小歌是跟在大歌场教唱的大歌相对的，古来的“杂艺”和“今样”就是属于这一类。到了这时代，又发展成民谣性。永正十五年(1518)编成《闲吟集》收录了这一时代的小歌311篇。

美术

建筑方面各样式逐渐混合统一。这一时期，唐式有美浓永保寺的开山堂(1352)和东福寺三门；和式有兴福寺的东金堂(1411)、五重塔(1426)；新和式有金峰山寺本堂(1455)，折衷式有播磨鹤林寺本堂(应永年间)。

住宅方面，初期仍是“寝殿样式”占主流，略加一点“武家样式”。不久就产生了叫做“书院样式”的新样式。书院样式跟今天的住宅建筑有着直接联系。具有这一时代特色且保留至今的著名建筑有鹿苑寺的金阁和慈照寺的银阁。

雕刻，在这一时期没有什么进步，也没有留下著名作品。

绘画方面，大和绘承袭前代遗风，但这些作品风格也普遍走向衰落。《融通念佛缘起绘卷》(1414)、《慕归绘》。

水墨画在这一时期发达，原来是宋元时候中国发展起来，随着禅宗传到日本的画风。《瓢鲇图》是日本最早的水墨山水画作品。
工艺美术也随着平民生活提高，受到了重视。漆器、泥金画等技术得到很大进步。刀剑装具的雕饰技巧也很高。能乐中的面具、茶道中的茶具制作技术也很发达。

庭院建造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融合了禅的精神。

茶道、花道、香道虽然不是美术，但也是这个时代建立发展起来的。这些技艺因足利利义将军在东山山庄的风趣生活而繁荣，体现了娴静优雅的特点。

(完)